2018年秋,36岁的奥地利作家菲利普·韦斯携长篇小说处女作《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在法兰克福书展一鸣惊人,这部共5卷、洋洋洒洒1064页的巨著当即震动德语文坛。
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速读时代,如此庞大的篇幅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挑衅。与之相应,韦斯也为故事的展开设置了规模足够宏大的背景:空间上横跨亚欧大陆,西起法国,东抵日本;时间上始于19世纪下半叶,终至2011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小说各卷有各自不同的叙事者且均为第一人称叙事,并分别采用了五种不同的体裁,它们讲的是:
从情节上看,5卷叙事并不环环相扣,无法构成缺一不可的叙事链条;从体裁和风格上看,它们也各自独立,毫无统一性可言。更与众不同的是,5卷叙事没有编号。它们仿佛5个既独立存在、也应在意义网络中与其他各卷关联的“模块”,读者因此需要解决双重的阅读任务:在分别接受作者给定的“模块”之后,主动铺设“模块”之间的关联。
后一个阅读目标,与拓扑思维形成了有趣的类比。1697年,莱布尼茨在《几何特性》一书中最早阐述了拓扑理念,他把自己所寻求的研究几何图形的方法称作“位置分析”或“位置几何学”。莱布尼茨认为,用坐标度量几何图形的方法“不直接”“不美观”,只关心 “量”,而“我相信我们缺少另一门分析的学问……它直接地表示位置(situs),如同代数表示量一样”。莱布尼茨当时只作出朦胧预想,30多年后,直至数学家欧拉解决了所谓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拓扑思维才开始有了实际的应用:流经小镇科尼斯堡的普勒格尔河中有2个岛和7座桥,如何一次性、不重复地走完7座桥,最后回到出发点?欧拉的解决方法是,把岛和岸抽象为点,把桥抽象为线段,问题于是简化为,如何一笔连起4个点和7条线。可以看到,拓扑思维的关键在于,不考虑具体几何图形的形状、大小或它们之间的距离,而只是关注对象之间连通的可能性及其位置关系。与此对照,阅读的“拓扑”就是指,从不同的阐释角度打通各卷的连续性,由此探索各卷之间的位置关系。本文将遵循这种思路,尝试以不同的空间模式排序各卷,通过其位置的变换激发意义,解锁小说作为整体的完形。
菲利普·韦斯(Philipp Weiss),1982年生于维也纳,小说家、剧作家。处女作《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2018年由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广受好评,获尤尔根·庞托基金会文学奖、克劳斯-迈克尔·库讷奖和劳里斯文学奖。
撰文 | 陈早
《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作者:[奥]菲利普·韦斯,译者:陈早,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 2023年8月。
人物与情节
对于韦斯的小说,各卷主人公的人物关系可提供最直观的排序模式。造型艺术家尤纳的情人尚塔尔突然失踪,不知所措的尤纳于是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的寻爱之旅,对尚塔尔的回忆和思念构成《模糊地带》的上半部分。尤纳在东京寻人未果,却在买醉时偶然邂逅《幸福岛》的主人公阿伯拉,并与她一同经历了百年不遇的东北大地震。地震后,尤纳亲赴福岛核事故现场,通过阿伯拉在当地医院结识了辐射受害者哲史,并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尤纳与哲史的相识和对话构成《模糊地带》的下半部分。哲史生前曾经从核电站废墟中救出两个孩子,也就是《昭夫的录音》主人公昭夫和他的妹妹惠子。
在尤纳的寻找过程中,尚塔尔的一个前同事提供了重要线索。与后者谈话时,尤纳了解到,尚塔尔一直在秘密地写作,她的电脑中有一个“没有尽头的文本”。尚塔尔为什么不留只言片语就离开欧洲?她为什么要写作?具体写过什么?这些在《模糊地带》中留白的谜团将在尚塔尔的《手记》中得到解答。
翻开她的手记,我们将会读到,因气候变暖,勃朗峰的冰海冰川融化,“一具装备俱全的年轻女性木乃伊”暴露出来,它属于“1878年遇难的法国旅日者波莱特·布兰查德。发现的物品中有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内页残损已无法修复,可还能找到刻在皮质封面上的这个年轻女人的名字”。这位波莱特·布兰查德是尚塔尔的高祖母,为破解波莱特的死因、寻找其生前的蛛丝马迹,尚塔尔决意奔赴远东。在日本,她不但找到了高祖母的遗著《我之百科》,了解到这部自传创作、出版、翻译的整个过程,还获悉自己的家族史。作为19世纪末明治维新时期第一批远渡东亚的欧洲女性之一,波莱特嫁到日本后*生子,后代中有一个孙女返回欧洲,即尚塔尔的祖母;波莱特的另一个孙子留在日本,姓氏“布兰查德按日语发音变成布罗西罗,后来是布西罗。最后的后代是某位布西罗哲史”,也就是那位曾与尤纳推心交谈、最终死于核辐射的福岛事故受害者。
根据上述人物关系排列,可得出5卷布局的第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