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张文宏横空出世，公众如此喜欢他，就难免会塑造他、捧*他，但好在张文宏坚持做自己，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
“张文宏忙得脚不沾地，你采访他，得‘挤’他的时间。”去上海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就频频收到预警，重音都在“挤”字上。到了上海，记者跟着他从日到夜，颠簸、紧凑、繁累，身心全都高速运转，是典型的战疫状态。
当天上午，张文宏在收治输入性病例的定点医院了解病人情况；下午3点，他在华山医院和记者匆匆打了照面，就开始跟疫情风暴中心的意大利专家进行视频会议；傍晚，他和记者同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到他抗疫时期的常住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晚上10点，他回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摄影师抓紧拍了几张照片。只要摄影师稍稍停顿数秒取景，他就疲惫得睁不开眼。但他牢牢记得第二天的行程：要与中国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视频连线，解答在德华侨华人的防疫难题。
即使累成这样，临别时，他还是笑着跟记者说：“你们更辛苦，从北京跑过来，回去还要居家隔离14天。”都说采访耿直、犀利、智商情商双高的张文宏是件难事，稍不专业就可能被他“怼”，但这次漫长的采访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心有大爱的张文宏。
㈠“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
《环球人物》记者和张文宏的见面有点戏剧化。3月16日下午，在华山医院感染科所在大楼的门口，一口浓重南方口音的保安大爷一把拦住了记者和摄像团队，不让进。记者担心错过跟张文宏约定的时间——他很守时——于是连说带比划，正着急，一位白大褂从身后快速经过，看了眼摄像器材，干脆地说：“跟我走吧！”这声音全国人民太熟悉了：张文宏！记者顿时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
自从疫情开始后，张文宏一出现在公众面前，就自带这种踏实感。不管是他在“华山感染”公众号上更新的文章，还是在媒体和视频连线上发表的疫情观点，他的权威、直率、理性和生动，给处在迷茫和紧张中的人们解答了很多疑问，带来了踏实。
不少人开始“粉”他，状态正如关注“华山感染”公众号时收到的那句问候语：“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大家追着一个医院的公众号更新，自称“新冠病毒是没感染上，却被张文宏感染了”。张文宏自己也吃惊：“今天上午我看了一眼昨天发的文章阅读量，吓了一跳，8.6个亿。”他说出这个数字，也吓了在场的记者们一跳。
这篇文章就是3月15日更新的《张文宏：大流行状态下的国际抗疫与中国应对——国际战疫动态与展望（二）》，文章提到“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成为当日的热搜新闻。
下午的见面只有半个小时，张文宏用他生动的叙述把一屋子记者感染了一遍。“新冠病毒，它的兄弟很多啦，现在加起来有7个，但其中4种冠状病毒就是我们感冒病毒当中的一种，我们从来不叫它传染病，因为大家每年都感冒。”“冠状病毒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不戴口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窝，开心地一个下午过掉了，那明天开始大家全部都要隔离。”“中国现在可以讨论这件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戴口罩了？这个事情是国家要方方面面全部考虑的，不是我们医学一家可以讲这句话的，但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他对时间的估算非常敏感，讲完后拿起手机一瞥，时间快到了，立即起身道别，赶去医院附近的视频会议现场，与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多国侨社代表进行视频连线。此时，还有《环球人物》在内的两家媒体没有完成专访，他一边走还一边不忘把记者安排得明明白白：“晚上我要去公卫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不开车了，坐你们的车走，路上有1个小时说话。”
这场视频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张文宏向处在疫情“水深火热”中的侨社代表和意大利政府官员、专家传递了信心：“中国医生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确实是可以得到治愈的。”根据国内经验，他着重向意大利强调了最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重症病人一旦增多，医疗资源分配如果有问题，是最让人担心的。”“新冠肺炎的家庭传播性是非常强的，我们最怕什么？一家好几个人同时感染。”“年龄大于65岁的侨胞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他们是整个疾病高危的对象。”面对留学生是否要回国的焦虑，他设身处地提出建议：“很多朋友问我孩子要不要回来？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疫情要多长时间？回来是不是决定再也不回去了？你读书工作都不要了？第二，如果不回来待在那里怎么办？你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这个病真的可以防，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这三点都采用，感染可能性很小。”
·3月16日，张文宏与多国侨社代表、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进行视频会议。
晚上7点多，张文宏来到记者们乘坐的车上。他先是谈了一些疫情问题，尤其是对“随着天气变热，新冠病毒传染性会不会变弱”的看法。“印度、马来西亚没有特别重的病人，都偏轻，而日本韩国医疗条件不比马来西亚差，死亡率却比马来西亚高，这就不能说和气候没关系。但是夏天来了这个病毒就一定能被控制住吗？现在也不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欧洲已经出现暴发趋势。”
随后的1个多小时，张文宏难得放松，也难得和记者聊了点“个人话题”。记者说：“您这种性格很受网友喜欢。”他答：“我这种性格的人其实挺多，只是出现在电视里，公众就觉得挺好的。所以，与其说这种性格很特别，不如说很普通，但普通又出现在镜头上，出现在节目里，所以大家就觉得很亲切嘛。”
“这性格跟您的职业有关系吗？”
“医学领域比较特别，别人跟我谈论的一般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但这次我为什么和大家说一些浅显易懂的话呢？因为疫情一定要控制好，不发动老百姓，是控制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问我专业问题，我不回答。所有记者和我讲话，首先需要老百姓听得懂。在我看来，记者代表公众，所以我和记者的沟通方式，就不能是我和医院同事的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对于大众来讲是不公平的。”
“网友都称您为‘硬核医生’。”
他笑：“哪有什么硬核？我跟你一样！都是普通人。我如果整天装大尾巴狼，那很容易的，你还会说我硬核吗？”
“除了新冠疫情的书，网友鼓励您出别的书，谈育儿，谈爱情……”
他立即打断：“没有必要，这些我并不比你高明，是吧？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新冠病毒，我比你高明。至于别的东西，你们年轻人都是专家，我是完全OUT啦！”
“您有微博吗？会潜水吗？”
他说：“我的主要工作在临床医学，开微博会占用时间，扰乱情绪。人家说你好，会影响你的情绪；人家对你有意见，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不说你好，也不说你坏，那开微博干吗呢？”
聊着聊着，目的地就到了，一车人都没听够，只觉得1小时太短。张文宏拿起背包下车，看着《环球人物》记者和摄像师搬器材，又停下来，周到地指明采访位置，“到那里等我吧！”说完就快步上楼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他度过了疫情以来的无数个日夜，今晚还有重要的会议等着他。
㈡“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晚上9点，《环球人物》记者终于等到了张文宏的专访时间。一坐下，他先开问：“大概要多久？”记者以他的语速在心中估算：“半小时左右吧。”但他开口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语速就慢了一倍。记者意识到：张主任太累了，采访肯定要超时了。
《环球人物》：当前全球都在抗击疫情，您下午也在和意大利连线，国外现在关心哪些问题？
张文宏：关心的点蛮多的，比较突出的是诊断问题。这段时间，他们病人一下子增加，怎样尽快筛选？诊断试剂怎么去做到位？其次就是隔离，如果病人太多，怎么隔离？如果居家隔离，最怕的是病人突然病情加重，所以他们问我们哪些情况预示着这些病人病情加重。再就是有些地方病死率高，有些地方低，引起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国外非常关心的。
《环球人物》：中国最早面对疫情，和国外同行交流时，您内心有什么感受？
张文宏：国外同行的心情，我们完全能理解。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和墨西哥暴发时，我们也紧张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放松下来。所以国外同行一开始也是这样看新冠肺炎疫情，以为把边境看看牢、输入性病例管管住，就可以了。新冠病毒，大家一开始都不了解。钟南山院士在1月去武汉一看，发现病毒传播得很厉害了，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跟以前传染病暴发时完全不一样的态势，所以国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措施。对国外同行来说，一开始还是防止输入性病例，按照常态的流感那一套来做，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能管得住的，只能说这一次新冠病毒太特殊，传播性太强了，病死率到后期还不是很低。所以接下来情况究竟会怎么样？我相信各个国家都会根据防控的成果，不断调整。
《环球人物》：国外同行如何看待中国抗疫？当前全球抗疫中，有哪些“中国影子”？
张文宏：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医生的站位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国家高度重视。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中国的医疗没有国外发达，对吧？特别是和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比。我前两天和美国几百个临床医生进行网络沟通，近期和意大利、法国，还有东南亚一些专家沟通，发现中国在诊断、治疗方面，已经站在了国际非常前列的位置。当有些国家诊断试剂都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了普遍筛查、应收尽收，而且有足够多的呼吸机，甚至人工肺。这一次，中国在医疗资源方面，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充足的。所以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现在，不论是美国、意大利还是德国，他们在病人的筛查、诊断和隔离方面都比前一阶段明显加快了速度。美国从实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除了社区联防联控，我认为其他做法已经与中国十分接近了。这些都是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
《环球人物》：您曾说“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病毒和细菌面前失败过，我们最终是能够胜利的”，为何人类总能胜利？
张文宏：因为我们总能找到造成疾病的原因，这次我们也找到了病毒，最终也会发明药物和疫苗，或者采用最简单的隔离办法战胜它，这是其一。其二，人类还会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获胜，比如1918年大流感，几乎是把全球给感染个遍，死了5000万到1亿人，那时全球只有18亿人啊！但即便如此，病毒最后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什么呢？病毒如果感染了大多数人，这个时候人类也会建立自己的免疫。所以有专家提出来，我们是不是用群体免疫的方法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代价蛮大的啊！
新冠病毒的流行，一定会过去。只是，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的国家不愿意采取经济停摆、封城的措施，觉得那样经济停摆了，国家垮掉了，死掉的人会更多。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现在不好说，只有等未来回过头再评估。
《环球人物》：这次中国的表现，将会为世界抗疫史留下哪些经验吗？
张文宏：我们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记录。首先是中国科研的支撑。去年12月疫情在武汉暴发，今年1月初国家一些科研团队就前往武汉，一个星期就把病毒序列全部鉴定出来，速度相当快。序列公布后，新加坡、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马上开始研制诊断试剂。
武汉早期病死率很高。我们就举全国之力投入进去，创造性地建立了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实现应收尽收、隔离救治，这也是抗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次疫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方都是输入性病例，两个月的时间，全国人民采取了一个“闷”的战术。这么大的国家，居然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整个工作生活节奏放慢，把病毒找出来，然后隔离掉，最后治疗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活活把病毒“闷”死了。这在人类传染病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将来一定会被反复拿出来学习。
·2020年3月16日，工作人员对即将解除隔离的旅客进行行李消毒。
㈢“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
《环球人物》：如果将您的实验室数据库中所有病毒都比作一种猛兽，新冠病毒是什么？
张文宏：我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棒。非典就像是老虎或者恶龙，你一看就吓得要死，病人很快出现重症死亡。但新冠病毒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非典那么厉害，最初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造成的伤害却比非典广。第二，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它。按道理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通过封城，我们一两个月把它控制住了，国外就有足够时间学习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把疾病控制住，但现在反而出现了全球蔓延。这说明新冠病毒很狡猾，人类有判断不准的地方。而一旦控制不好，这个病毒在个别地区病死率就很高，比如意大利都超过了7%。所以你看，表面上看似温和，但很狡猾，又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你说它是什么？
《环球人物》：毒蛇？狐狸？
张文宏：狼！既厉害，又狡猾，一开始甚至会被误认为是狗，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环球人物》：和一般病人相比，新冠肺炎病人有哪些特殊性？
张文宏：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病原种类，也就是说这个病毒以前从没来过这个世界，所有人对它都是易感的。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不好，对这个病毒都没有抵抗力，感染率都很高。所以新冠肺炎病人的一个特点是，在感染之前都好好的，突然就生病，具有突然性、广泛性和隐蔽性特点。
《环球人物》：人好好的就感染了，怎样克服他们的恐慌感？
张文宏：这次不光病人有恐慌感，全世界都恐慌了。有的国家还说60%—70%的人群都要感染一遍，你说恐慌不？最近意大利的死亡病例数也在拼命增长，是吧？所以说没有恐慌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这个病又可以治疗。全国到目前为止就是武汉的死亡率高一些，那是因为早期医疗资源不充沛，但武汉以外的城市现在平均下来也就是1%左右。现在通过我们的治疗，相信民众的恐慌心理会有所下降，如果尽早治疗，至少99%的人是可以康复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环球人物》：据说战胜病情，信心很重要，您怎么给他们信心？
张文宏：临床上治好病人，就是给他们最大的信心。
《环球人物》：您曾在一次演讲中自称“焦虑”，能谈谈这种焦虑感吗？这次疫情中，有没有焦虑期？
张文宏：那是在一个演讲活动上，前面是别的人在演讲，讲诗歌什么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还是蛮美好的，对吧？但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会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病毒、细菌总是在岁月静好的时候，突袭你的世界。那次还是2017年，转眼都两年多了，当时我们就在讲，像非典这样的事情会一直发生。所以我们感染科的医生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性，将新发病原体第一时间鉴定出来，然后报警。你不报警，就很容易造成疏漏，一旦窗口期过掉，后果将非常严重。
这次疫情，在武汉封城之后，上海市进入防控的关键时间节点。如果是不同国家出现疫情，还可以通过海关防住，但国内不同省际之间，封城之前就有很多感染者进入上海。这段时间是最焦虑的，我们能不能在所有医院里面把所有有症状的病人，确切地筛查出来呢？筛查出来之前，感染者是不是已经在社区里面进行了大量传播呢？这个时候整个上海的防控小组是非常紧张的。一旦开始社区传播，传播链就搞不清楚了，大量没有源头的病人就出来了，就会出现一个暴发的态势。上海是一个接近3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一旦暴发，结果非常可怕。
那段时间，上海各个社区、道口做了严密防控，特别是疾控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临床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密切接触者的溯源工作，最后将每一个病人的传播路线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些都归结于上海的城市管理。实际上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东京、新加坡、纽约、北京、上海，其实都在比嘛。到目前为止，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的本地病例已经成功消失了两个礼拜，到了一个真正无本地病例、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
《环球人物》：既然到了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如何在过度防控和懈怠心理之间寻求平衡？您说全球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们还要戴口罩吗？
张文宏：按科学道理来讲，一个城市本地病例数清零，再经过最长潜伏期14天后，就可以复工复产了。如果两个最长潜伏期没有病例，那整个社会应该尽快开始活跃起来。但现在国外输入性病例可能还会增加。所以，国内一方面尽最大可能让经济活跃起来，一方面对输入性病例更加严格管控，两手都要抓。
至于口罩，还是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和特定人群，来选择戴或不戴。一些重点人群有碰到输入性病例的可能，比如医务工作者，以及卫生、餐饮等服务行业从业者。对他们来说，口罩还是要戴的。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应急等级的下调，口罩可以逐步脱掉了，但在人口密集的地铁、公交等环境中，再戴一戴口罩也无妨。
㈣“上医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和其他科室相比，感染科有哪些独特性？
张文宏：我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心脏不舒服去看心脏；咳嗽、气透不过来，去看呼吸科；做体检发现肺里有问题，去看肺科或是胸外科；小便不好，去看个肾脏科。所以都有个器官。但感染科比较特殊。什么叫感染？就是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像细菌、病毒、寄生虫会引起人生病的微生物进入人体中繁殖，有可能只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特别厉害。比如这次，新冠病毒进入肺中繁殖，引起感染，那临床表现就是肺炎，是不是？
感染性疾病涉及的面非常广，比如肝炎病毒会引起肝炎，伤寒引起肠道感染，脑炎病毒引起脑炎。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跟其他学科有很多关系。新冠肺炎本质上是一种感染性疾病。但是生的地方是肺，所以呼吸科医生会进来；引起的症状严重后，就会致命，全身多脏器功能受影响，这时候重症医学科也会进来。
《环球人物》：您和所在团队参加了多次抗疫，以往的经验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哪些帮助？
张文宏：对，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从最早建科开始，在感染性疾病里，一直保持平战结合的状态，保持对疑难传染病的诊断，实验室的鉴定做得非常前沿。我的导师翁心华是感染科前主任，他的几位学生负责了上海市各个阶段传染病临床救治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要有一支感染科常规的、常驻的部队，每个医院都要有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临床医生存在，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全。
·张文宏（左二）与同行和学生交流业务、传授经验。
《环球人物》：您说过“上医治未病”，做到这个需要哪些条件？
张文宏：“上医治未病”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等疫情真正全世界蔓延的时候，大家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从传染病发展的源头，甚至于在更靠前的位置，把它控制住。对我们来说，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记得2013年，感染科就曾把甲型H7N9流感扼*在摇篮里。
张文宏：对。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3年我们科的同事卢洪洲教授去会诊，带回来一个病例，马上借助团队力量在很早期就把H7N9病毒的序列做出来了，很快就知道来源于家禽，就把整个动物市场关掉，所以第一阶段H7N9就没有了。但是2016年又突然来了一个H7N9病例，这个在临床上是我们发现的，因为我们实验室对各种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是非常警觉的。所以我们马上向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报告，国内掀起了一波给鸡打H7N9疫苗的小高峰。所以现在H7N9就真的没有了。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这种传染病早期哪怕只有个例出来，你的迅速发现，对传染病防控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环球人物》：科普也是“治未病”的方式吧？您担不担心过几年大家对新冠疫情这事又淡忘了？
张文宏：科普真的非常重要。每一种传染病，当你生病了再预防就晚了，所以最好还是不生病嘛。这次新冠疫情出来，大众是非常恐慌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权威的声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事情讲清楚了。前段时间我编了一本书（即《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现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越南语，我没要版权，就是给各个国家做科普。
今年的新冠病毒，让大家知道这种事可能以后会经常来。我们还是要做到未雨绸缪。我们将来整个体系建设还要更加强大和敏感，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也需要老百姓迅速响应。这些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希望能对着小朋友反复讲、经常讲。否则过几年，大家又开始麻痹大意，医院的公共卫生相关科室又开始弱化，老百姓在新的疫情发生时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风险依然会很大。
㈤人人都爱张文宏
尽管采访有别于生活，但《环球人物》记者随着张文宏从白天到黑夜颠簸、辗转了一大圈后，临别时，很有些不舍。如果现实生活中你有一个张文宏这样的朋友，隔三差五就能见面聊聊，那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豁达、快乐。
有位媒体记者拿出手机给张文宏看了根据他形象设计的手机壳、抱枕等周边产品，他也跟着哈哈大笑，好像在看别人的热闹。张文宏也不上视频网站，压根儿就不知道，现在只要是他的视频，网友激动的弹幕会密密麻麻把画面全盖住。好吧，就算知道，他也不关心。
张文宏曾对媒体说，专家组的专家做到这个份儿上，没一个脾气好的。张文宏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曾经设计过一个问题，就是他和脾气很大的专家们怎么相处？他怎么当好这个组长？结果，和张文宏相处了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你无法不喜欢他，无法对他发脾气，他是那种你整天听他不停说话也不会嫌烦的人。这一定是他能当好组长的原因之一。
·2020年2月23日，2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治愈后集体出院，张文宏就此接受媒体采访。
短暂的跟访和相处当然无法观察到张文宏的每一个侧面，好在他的视频不少。
疫情暴发之初，是全国上下的医务工作者同新冠病毒进行殊死搏斗，公众情绪最为焦灼的时候。张文宏面对媒体说了一番话：“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我）把科室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全部换成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是一名党员，带着科室党员一起冲上去了。危难关头，每个人都需要耿直和真话的力量，更需要说到做到的责任和担当，这让张文宏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欢呼，这段视频一夜爆红。
有人说，张文宏是“鸡汤*手”，专治媒体人强行煽情、强行励志的毛病。有次，一位记者采访他时，正赶上他妈妈打来电话，记者怂恿他在镜头前和妈妈通话，他却倔强地说“我偏不接”，记者又问他是否想妈妈，他又不中计，来了一句“哪一个正常的人会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另一次媒体问他“当初上大学为什么选择感染病学”，他回答：“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接下来就开始长时间谈论感染科。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正需要这样的态度：把自己看得很轻，把医学看得很重。
就像张文宏所说的那样，他说的话一定要老百姓听得懂。他把非典和普通流感比作老虎和猫，虽然都是猫科动物，但对人的伤害性对比一目了然。他很明白，过于专业的医学术语，会把老百姓拒之门外。或许，避免刻板说教，才能让普通人更好地接触到医学，这才是真正的专业主义和医者仁心。
在突发的危机中，社会心理总是会寻求一个拯救型的公众偶像；更何况在信息时代，“人人都能成名15分钟”。一个张文宏横空出世，公众如此喜欢他，就难免会塑造他、捧*他，但好在张文宏坚持做自己，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环球人物》记者试探性地问他：“都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您怎样看待外界对您的关注？想让公众在您身上得到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作为专业人士，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因为大家了解了才会知道怎么去防控。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儿，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新冠过掉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有趣、无趣，随着新冠的离去，都会回归正常。”
回归正常，这正是眼下每个人内心向往的。就让我们祝福张文宏，在感染科辛苦工作的同时，继续快乐、真实、平凡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原载2020年第7期《环球人物》杂志）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