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为康熙皇帝所*，这个说法出自《李朝实录》。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距纳兰性德之死四年，距明珠失宠被罢相贬职一年，朝鲜使臣发回朝鲜国内的一份“别单”，记录了自己在天朝大清的见闻，其中有这样一事：“又有成德者，满洲人，阁老明珠之子，自幼文才出群，年才二十，擢高第，入翰苑为庶吉士。皇帝嫉其才，而*之。明珠因此致仕而去矣”。这在当年并非耸人听闻。
汉族文士对纳兰性德之死的惊讶、狐疑，也是因有此说法流传。听到纳兰性德死讯后“始犹狐疑”、后认为“天不可问”的大有人在。
历史一去不返，今天的人要了解过去的真相，只能依靠史料，即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实物遗迹以及口头传说等。文字史料又无外乎两大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
“官书”与“私记”价值各有长短，原则上应并重兼采、综合利用。至于究竟偏重哪一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官书”的短处主要在“讳饰”。对当朝统治者不利的内容皆“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名为《实录》的，实为虚录。
乾隆皇帝在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要求民间献书，借机销毁的书籍总数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不知有多少部《红楼梦》一样的巨著被销毁掉了。
鉴于这种情形，“私记”的长久就显现出来，“私记”能够暴露一些“官书”所掩盖讳饰的历史真相，有时比“官书”更为真切，有的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私记”的最大短处是诬妄，严重者甚至进行事实捏造和人格诽谤。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史料的中心与边缘也是需要综合利用的。
如除“二十四史”外，周边的藩邦小国也有大量关于“天朝”的不同文种的史料记载，如朝鲜、日本、泰国、越南等，这些文献很少受到“天朝”文字狱的绞*，也躲过了大规模的文字删改与销毁，因而有独特的价值，在真实性上甚至优于“天朝”的某些正史记载。
野史记载、“私记”流传的纳兰性德为康熙皇帝所害，其原缘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明珠失宠，政敌乘机发难，逼皇帝下决心害死明珠“才高招忌”的公子。
明珠为康熙皇帝重臣时，招集了很多汉族知识精英养在家里做门客。明珠还不惜重金搜购珍贵典籍藏书，在府中建立了一个蔚为大观的图书馆，让他豢养的知识精英们作为咨政的参考，让这些门客成为自己的智囊团。
每次上朝应对皇帝的考问、压制同僚的风头，都会拿出智囊团策划的方案，有理有据、审时度势，皇帝听了总是很满意，同僚特别是官场竞争者很受压抑。
一时间，皇帝对明珠有些言听计从。因此当时有民谣说：“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索三即指索额图，老明指明珠。
明珠豢养汉族知识精英、其中不乏反清复明义士（入仕之前），成为攻击的要害，向皇帝进言中也捎带了其公子纳兰性德，因为这些知识精英常年与纳兰性德在明府饮酒作诗，成为明珠招集智囊团的掩护。
所以纳兰性德被谗言毁谤，而且口风传到康熙皇帝耳朵里。因此，三月当中康熙皇帝连续的两个举措：下圣谕儆戒明珠，书贾至《早朝》诗赠纳兰性德，都可能是一种试探。
皇帝如欲害死纳兰性德，或明珠丢儿保己以平危机，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在寢室令其饮下毒酒后谎称病亡。
第二个缘由来自清代笔记史料，称纳兰性德一表妹入宫被康熙皇帝所喜爱，后发现纳兰性德与这个宫女旧情难断，龙颜大怒，于是加害之。
清王朝建立后对后宫制度进行了改革，大大减少了宫女的数量。顺治十五年礼部奏定宫廷中女官及宫女总数为153人，其中大多为司灯、司乐、司簿、司食、司采等工役。
到康熙年间，据《圣祖实录》记载，比顺治年间后宫人数还要少。且清初宫中女官、宫女皆为满洲人家族中女子选录，所以纳兰性德表妹被选入宫是可能的。《红楼梦》中宝玉的姐姐被选入宫为妃，薛宝钗待选却未能入宫，描写的正是这个传统。
“宫怨”本是自古以来诗词的一个传统题材，到清代由于后宫制度改革，“宫怨”诗词产生的社会条件已渐消失，一般性地倾诉宫怨已不再是诗词题材。纳兰性德的“宫怨”词有感而发，似与表妹入宫杳无音讯有关。至于曾潜入宫内与表妹相见，则近乎文学描写。
《李朝实录》中朝鲜使臣发回国内的“见闻”，其中说纳兰性德“入翰苑为庶吉士”并不准确，因为纳兰性德中进士后想入翰林院而未成。
据此可以为朝鲜使臣的这个“见闻”所录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明当时的舆论中对纳兰性德之死，有“被害”一说。但也没有足够的依据绝对排除“被害说”，有待更多真实可靠的史料的发现，和更为深入的学术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