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识字，梁启超后来教她识字，她很努力，不久学会了记账、读书、看报、写信，在她的眼里，眼前的这位夫君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她每天默默地看着风度翩翩的他，满眼都洋溢着幸福。
后来在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王桂荃也跟随全家去往日本。在日本的李蕙仙一直咳嗽不止，她一边照料她一边照顾孩子和丈夫。为了帮得上丈夫，她自学日语，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话。
她一手操办着家里的大大小小的琐事，也帮梁启超担起了对外联络的工作。梁启超流亡海外期间，主要以卖文为生，生活过得比较拮据。王桂荃节衣缩食，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担负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
人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正是王桂荃在丈夫的背后，包揽了所有家务以及孩子的教育事务，这才让梁启超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也许王桂荃并不理解梁启超的政治抱负是什么，但是她却深深地以为，支持好家，支持好丈夫工作，默默地做丈夫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事。
后来，梁启超带着一家人辗转来到上海，他们的处境艰难，梁启超随时面临着被缉捕的可能。而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王桂荃毫无怨言地陪在梁启超身边，负责前行，照料家人。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悲痛欲绝的梁启超一度精神不振。同样很难过的王桂荃却安慰他，照顾他，陪伴她。她再一次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然而梁启超陪伴她的时间也仅有5年。1929年，梁启超患了重病，临终前，他歉疚地将九个子女托付给她一个人，她泪流满面地说：“先生放心，有我在。”
此时，儿女们都还在读书，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年仅五岁。梁启超去世时，家庭财务所剩无几，她用什么样的强大内心应承下如此大的事。
大家都羡慕新女性的独立自由，恣情盎然。而像王桂荃这样的旧式女性，她真的就没有自我吗？也许在她的字典里，那是另一种自我成全。
03办完梁启超的丧事后，王桂荃为了照顾九个子女，将原来家里的旧楼变卖给了天津富商，用来供孩子们学习。她自己再兼职打点零工，补贴家庭日常开销。
抗战爆发后，没地方打零工，一家人的生活愈加艰难。王桂荃不得已将梁家的一套新楼租给一家布店做账房和库房。却无论如何将梁启超的书房保留下来，保存着他生前的书籍。自己带着几个孩子挤在后院的小楼里。
她没有李蕙仙的疾言厉色，却会用柔软化解恩怨。她处事不暴躁的做事风格也影响着孩子们，在任何时候都脚踏实地，不急不躁。
1941年，她变卖家产，向别人借贷，凑了400美元，将儿子梁思礼，女儿梁思懿和她的新婚夫婿送去美国深造。她对孩子的教育投资都出手大方，自己却一直生活节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添置过新衣服，还是过去的老旧衣服换来换去，穿了又穿。
同年，梁思达去了云南，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子女们一个个离家而去，家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身影。令她宽慰的是，孩子却个个成才。
她培养出了三位院士，他们分别是：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思礼。
她的长女思顺成从事诗词研究工作；三子梁思忠是西点军校的军官，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四子梁思达是一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梁思宁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后跟随陈毅参加革命。
她常跟别人不无得意地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是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毁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她对九个子女一视同仁。当时梁思庄在广州生孩子时难产，王桂荃得知后，不顾三伏酷暑，急匆匆地从天津赶往广州，守护在医院门口十几个小时，直到外孙女吴荔明出生，她才放下心。
后来，她伺候梁思庄坐月子，接着又帮她带孩子。以致吴荔明后来在回忆录《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说道：一直长到很大时，才知道外婆不是亲外婆。
1968年，八十二岁的她患病去世，临终前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或许她这一生无憾了，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她去世27年后，梁氏子孙相约全部齐聚梁启超的墓前，专门为她种下一棵白皮松，并将她称为“母亲树”。
梁思成说：“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所以，你尽管善良，认可会迟到，但是永远都不会缺席。
总结：纵观王桂荃的一生，她出身卑微，作为梁启超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的太太，他甚至遮遮掩掩地在信中都称她为“王姑娘”。
而就是如此不起眼的一个人物，在梁启超和他的原配夫人先后去世后，她独自将儿女拉扯长大并成才。创造了“一门三院士”的教育神话。儿女的成才再次为梁启超的人设镀上了耀眼的光环，而她却鲜为人知。
不过，对于她似乎不太重要，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友善和真诚。
我们时常算计付出与回报，吃亏与占便宜，却在感情的博弈中，却忘记了付出的过程是对自己的释放和满足，以小博大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