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敏在直播中。
这样的生活，苏敏并不觉得疲惫，她在采访中提到的“累”关于其他：比如不到20岁时，她在化肥厂“三班倒”，半夜下班还要给三个弟弟做饭——天不亮就开始发面，把酵母水倒入面粉中，加一点点油，反复揉搓，蒸出来两大锅馒头却只够弟弟们吃两顿，隔天又要重新做。
另外一次，她主动提到“累”，是结婚以后，她要独自应对家务、接送杜晓阳上学，又要找一份环卫工、裁缝、送报员或者超市营业员的工作。
那时候她在超市上班，下班后见缝插针地刷剧，而现在她的房车上有电视机，但很少打开过了。
这些年在路上，已经是比“刷剧”丰富得多的经历：她在海南用两天时间学会了冲浪；跟着来采访她的记者，学会用无人机；到杭州参加品牌方举办的线下派对，第一次穿上了婚纱。而她结婚时，穿了件红棉袄就被丈夫接回家了。
2021年6月，苏敏第一次去布达拉宫。
如今，她的微信好友除了家人之外，大多是路上认识的朋友和采访过她的记者。但当我们提出想跟她的朋友聊聊时，她突然谨慎起来：“不想让别人来证明我”。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我们又开车走了半个多小时山路，苏敏终于打破了沉默。她说起一位路上认识的旅友，曾特地打电话给她，希望她不要在媒体面前提起自己的名字，哪怕只是网名。
苏敏说，那时她失落了一瞬，但很快释然——对于别人来说，旅行只是暂时的，终归要回归家庭。而她不一样。
“家”
不管是父母的那个家，还是丈夫在的那个家，苏敏都曾想逃离。
她在西藏昌都山区长大，父亲年轻时援藏，转业后在当地的农具厂做管理事务长，母亲随迁做仓库保管员。由于母亲有高原性心脏病，一年有近半的时间频繁往返医院。苏敏从小就要照顾三个弟弟。
苏敏旧照。受访者提供
苏敏记得，小学大课间操音乐一响，别的同学做广播体操，她就从山坡上的学校往山下的家里跑，提前回家添木头烧火，把米饭蒸上。二弟是在她背上长大的，有次二弟在她背上睡着了，她一路哭着跑回家，以为弟弟丢了。三弟则是在她怀里长大，苏敏抱着三弟和同学拿钩针钩花，一不小心钩针从三弟的耳朵上穿过去，弟弟的耳朵从此落下了疤。
在22岁的苏敏看来，只有结婚才能摆脱这样的生活。杜诚和苏敏相亲认识，他在郑州水利局下的一个分公司上班。苏敏想，结婚后，自己搬到厂里住，丈夫在郑州上班，“离得远，也管不了我。”
但结婚不到三年，苏敏工作的化肥厂*，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杜晓阳到郑州投奔丈夫杜诚。
年轻时，苏敏和杜诚的合照。
杜诚的老家在农村，刚结婚时，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老家。只有杜诚一个人上班，他每月要补贴父母。杜晓阳小学三年级时，杜诚拿到了单位指标房的名额，他们一家搬出职工宿舍。购房的几万块钱有一半是借的，全靠杜诚的收入还贷。
也许是因为原生家庭拮据，杜诚把钱看得重。他刚参加工作，每月收入30元6角，到了月底还能存下10块钱。
有次苏敏母亲生病，她用了丈夫的医保卡买药，第二天杜诚就改了密码。他后来向我们解释：“用一次就代表会用第二次，各人负责各人的父母。”
2006年，杜晓阳去西安上大学。杜晓阳记得，父亲只出学费，但生活费占开支大头。她问杜诚要生活费，他说：“我现在忙，叫*给你打。”那时苏敏做送报员，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每次打给杜晓阳五六百。
在苏敏印象里，杜诚“处处管着她”：纠正她的走路姿势，要求她坐下来的时候，不能翘二郎腿，穿的裙子必须过膝；不能穿白鞋，因为在杜诚的老家，白色不吉利。
一次，苏敏和邻居聊起计划生育政策，晚上回家杜诚打了苏敏，他说：“计划生育怎么能在大众广众之下当闲话说？”
杜诚承认自己“大丈夫主义”。他向我们提起和苏敏打架的一次经历，是自己在单位食堂打饭，一名职工朝他碗里咳嗽了一下，“心里头不舒服，回家也不想让她吃。”
苏敏回忆起来，杜诚的话有时候像刺一样扎进她心里：他和工友在门岗打牌喝茶，苏敏和工友的妻子一块送报纸，推着车卖冰棍。她听见两人在不远处调侃：“你看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像我们坐着打个牌、喝个水，一个月三四千拿到手了。有些人啊，从早忙到晚，也就挣了一千多块钱。”
为了能接送杜晓阳上下学，苏敏做了十年的送报员。她每天五点起床，骑电动车去报社领报纸，七点多把杜晓阳送到学校，上午十点送完报纸再买菜做饭，等杜晓阳回家午休。
而苏敏印象里的杜诚，下班回家后在沙发上看电视，等她做好饭喊他。有次，家里的灯拉线开关坏了，苏敏催他修了几次，他都说：“行，下回吧。”苏敏实在等不及，自己踩着椅子重新接了一条拉线。
苏敏说，她很早就想过离婚，但为了孩子一拖再拖。杜晓阳上小学，她怕离婚对孩子不好。因为房产证写的杜诚的名字，她不相信杜诚会给抚养费。“两个人在一起都AA制，离婚了（他）怎么可能给抚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