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就如沉睡的雄狮，在豺狼撕扯的阵痛中苏醒。此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欲在中国开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西学东渐和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促使一些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把学习西方推进到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新层面。他们提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们的主张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思潮，从而引发了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有人将戊戌维新简单等同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而对戊戌维新加以否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戊戌维新是集救亡、改革、启蒙为一体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运动。
（一）戊戌维新运动是爱国救亡运动
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疾呼要救国就要维新，图存就要变法。他们的思想理论、宣传鼓动和政治实践，因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光绪之所以赞同维新变法，正是在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下，深感不变法自强，统治就难以为继，中国就没有出路。
（二）戊戌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维新派提出的很多主张和光绪皇帝的很多新政措施基本上反映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和主张，尤其是鼓吹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提出用君主立宪制度替代君主专制制度，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戊戌维新虽未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若干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也未能生效，但一定程度上仍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三）戊戌维新运动是学习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
自论战到维新，维新派人士翻译传播了一批西方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伦理，打破了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壁垒，起到了刺激民族觉醒的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随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兴办新式学堂，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维新派还提出许多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如革除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主张“剪辫易服”，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
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
（一）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
新旧势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顽固派掌握了几乎所有权力，集合在慈禧周围形成强大的后党，拼命维护既得利益，尤其是统治阶级核心集团、大官僚阶层的利益。改革总是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改革官制，有些衙门和官吏就要被裁撤。这些官吏就极力反对。绿营要裁掉，其官兵也就极力反对。废八股，儒士就极力反对，要*康梁，以谢天下。旗人本由国家供养，绝少生财之道，要让他自谋生计，就等于断其生路，当然要群起攻之。光绪撤了6个礼部尚书侍郎，帝后矛盾激化。再者，变法缺乏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其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维新派核心和帝党官员，都是些御史、翰林，没有实权。而他们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唯一可依靠的也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既无军队，也无财政，既无严密的组织，更不去发动群众，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也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即主观原因
1、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经济力量软弱，社会基础狭小，主要以维新人士为其政治代言人，反映其主张和要求。而维新人士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主张通过温和、改良的手段和渐变、缓变的步骤，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经济上，他们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不敢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这就不可能发动广大的农民参与变法。思想文化上，他们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权威孔子，借古代圣贤之名，为改革制造舆论，托孔改革，“托古改制”，并无勇气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2、对列强抱有幻想，依赖列强的“支持”
他们虽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能够得到列强对中国变法维新的“支持”。他们尖锐揭露沙俄侵华的恶行，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御沙俄。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华担任维新顾问。落入虎口还引狼入室。列强表面上同情，实质上都想乘机扩大在华势力，寻找代理人。日本是为了报沙俄“还辽”之仇。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全都落空。豺狼总惦记着虎口里的羔羊。
3、害怕人民群众
维新派很多人仍属于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更害怕人民革命。康有为多次上书，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不变法，就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统治者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他们既害怕人民，更害怕革命，既没有人民力量为后盾，又没有实权实力，特别是没有军队，所以打算依靠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末了反被出卖。谭嗣同就义前高喊“有心*贼，无力回天”！而这“回天之力”正存在于他们所害怕的民众之中。
4、急于求成和策略上失误
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说，西方变法经历了三百年，日本明治维新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有你这样英明的君主三年就能成功。一方面夸大皇权力量而估计变法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急于求成而不顾国情实际。策略上又不去争取同盟军，孤军奋战。最后，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唤醒一部分志士放弃了改良的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章太炎、吴玉章回忆时都谈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