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12 月 9 日，是“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学生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当日上午 9 点，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一二·九”运动座谈会，参会的有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在会上几位曾亲身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分别讲述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及广州、成都各地在“一二·九”前后的学生运动情形。晚上在中央大礼堂还举行了“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会场庄严隆重，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等人的肖像，主席台两旁悬挂着“开展全民宪政运动争取青年参政权”等标语，*在大会上进行了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
此次我党大规模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1938 年 10 月24 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湖北武汉外围部队，25 日汉口失守，至此武汉保卫战结束。同年 11 月 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声明中称：如果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而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帝国政府亦不予以拒绝。此后，日本对国民政府的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日本企图靠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分裂中国。在近卫文麿发表这次对华声明后，汪精卫集团立即响应。11 月上旬，汪精卫指派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梅思平，赴上海与日本代表会商“和平”的条件和办法，双方在重光堂进行了多次会谈。11 月 20 日，双方达成协议，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分别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
针对日本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中共中央在 1939 年 7 月 7 日所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就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主张。
从 1939 年 12 月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内压制民主、对外消极抗战，由于这些顽固派对中国抗战的破坏，中国的抗战进入了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严峻的抗战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这一规模盛大的“一二·九”运动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对于指导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尽管抗战形势严峻，但*在这篇讲话开头便言道：“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他在分析了“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历史环境之后，指出：“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并强调事情更好办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一二·九”运动已经发展和汇合成为一个全民族的抗战运动，反帝的任务更有把握完成了，顽固派想阻止也是阻止不住的。在这篇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抗日，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两年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全面展开，“并且在八个年头中，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这样就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替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泛的道路和真正的可能性”。这是*在 1948 年 11 月 30 日的新华社电讯稿中给予“一二·九”运动的高度评价。
来源：中国档案报，作者：殷月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