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则蜎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乖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吨漼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颓，虽其人之砱智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
所以如果有人在唐尧，虞舜的省会制订萧何的发露就太荒谬了，如果有人在夏朝、殷朝的时代拟订孙叔通的利益就太糊涂了，如果有人在西周的社会提出娄敬的计策就太无聊，如果有人在汉代功臣全家、张家、宣帝外戚许家、史家之间论说范睢、蔡泽的主张就是发疯了。萧规曹随，张良出谋划策，陈平出奇制胜，功若泰山，响若崖崩，岂止是这些人富于智慧呢，也正好是当时的环境可以所作为啊，君子相机而动。
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虰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所以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做可以做的事情，就十分顺利，在无可作为的时代做的事情就十分危险。蔺相如在章台献和氏壁而立下大功，四皓在南山隐居而获取美名，公孙弘在金马门对策而建功立业，霍去病在祁连征战而发迹，司马相如如从卓氏暗取资财，东方朔为妻子细君割取赐肉。我的确不能和以上诸公相比，所以默默地独自守着我的《太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