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今年70岁。或许是老了缘故，最近经常回忆起往事。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每个时代的片段，不经意间会闪现在脑海。为什么不把他们记录下来呢？或许是一本有意思的书。现在又不需要送出版社，孤芳自赏，自己装订起来就好。这就是我这个普通人写自传的初衷。
一、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出生在北京。父亲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抗日干部。父亲出身中农家庭，弟兄三人，两个哥哥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只有他是师范学校毕业，做了小学老师。我们老家在河北省完县。93年改名为顺平县，隶属保定市。那里是晋察冀解放区的根据地。父亲文化程度在当时革命队伍里是较高的，进步很快，入党第二年就担任了涞水县的县委*。父亲在这里遇到了我的母亲，区妇救会主任。母亲天生丽质，皮肤白皙，端庄秀丽。身高约1.63左右。很遗憾的是，母亲的两个女儿：我和姐姐都不及母亲漂亮。涞水县是个山区，日本人来了，老百姓就躲避到大山里，把粮食藏起来，和电影演出坚壁清野一样。遗憾是和日本人游击战具体事情父亲没有和我们讲过。父亲一直在晋察冀解放区范围内调动。解放前夕任张家口市城工部长，之后做了太原铁路局第一任军管会主任。从此全家与铁路结缘。建国初期父亲调入铁道部，担任了部机关党委专职副*，副局级。*是由铁道部副部长兼任。母亲任铁道部劳资司科员。1952年我降生在北京铁道部南礼士路住宅。1954年父亲调任天津铁路局政治部主任。1956年天津铁路局改为分局，父亲升任吉林铁路局党委*，正局级。听母亲说，当时铁道部领导曾要父亲自己选择：一个是东北的吉林铁路局，另一个是南方的某铁路局。妈妈选择了前者。从此我全家成为了东北人。
父亲在1966年4月22日因突发心肌梗死去逝。当时他正在北戴河疗养。救护车到达秦皇岛医院，已经回天无术。父亲葬礼规模是吉林市最隆重的。即便是以后几十年也没有人超过。父亲去世时候56岁，正局职位。虽然局长和*都是正局，但是当时铁路是半军事化管理。党委*相当于部队的政委。他是名副其实的铁路局一把手。铁路局在吉林市地位举足轻重，市长刘慈凯亲自主持了父亲葬礼。铁道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竞天，刘建章等，还有吉林省领导都送了花圈和挽联。铁道部批准铁路局出了个专列，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母亲二哥及我扶棺从秦皇岛回到吉林市。妈妈要土葬，那时尚在政策允许内。但是父亲必须做移风易俗的典范，只能遵从党组织要求火葬。
父亲去世时候我十四岁。虽然是他最钟爱的小女儿，和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时间并不多。他经常出差或者开会。他曾经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
他是极喜欢读书的，家里一个大书柜，装满了马列著作，鲁迅全集，还有一些历史书籍。父亲的草书毛笔字写的很好，家里曾挂过两幅他草书的诗词。他出差常买一些名家碑刻拓本细心揣摩。他的钢笔行书也非常流畅。“吉铁文化宫”匾额是父亲手笔。直至文化大革命才摘了下来。书法和学问我们后辈子孙中没有能及过他的。家里珍藏两张父亲和*的合影，一张是参加七千人大会。另一张是中央党校毕业。父亲的朋友圈是非常强大，家里珍藏着几张父亲在根据地的合影。只记得其中一个人叫武光，是父亲的老上级。妈妈也熟悉，父亲逝世前已经是省长级别的大干部 ，妈妈估计文革时期肯定会受到冲击。近些年有了网络，我在百度查询：武光是1931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晋察冀解放区组织部长等职务，建国后曾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果真如母亲预测，文革时期被流放十年，1978年担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老人家高寿104岁。父亲有一本日记，记载了几个朋友的名字，其中有一个焦林义，文革期间在报纸上看到居然是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市委*）我和二哥正苦于失业，立刻给焦主任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帮助我们参军。然而如石沉大海。还有一个也是当时权贵，求助信也是渺无音讯。
那个年代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我们兄弟姐妹基本没有受到特殊照顾。有两次“借光”印象极为深刻。一次是我放学后去父亲单位去取东西，被父亲下属带到了招待所食堂，好像是极为难得的机关干部聚餐。刚吃了几口就噎着了。看着满桌子平常见不到的美味再也不敢下筷子，后来旁边叔叔再三问我为什么不吃东西，我才用蚊子般声音说噎到了要喝水 。还有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父亲周日做小汽车去郊区视察铁路局炼钢小高炉。第一次做小汽车，道路又颠簸，晕车呕吐不止，好多年都不愿意做汽车。
那时候领导干部是很清廉的。特别是1964年“四清”运动后，更是非常顾及群众意见。有一件小事足以证明。我家刚搬到吉林市，家里老鼠成患，妈妈要了一只黑色小猫，很快家中老鼠绝迹。这只漂亮的猫极有灵性，得到全家青睐。60年代初期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一些铁路职工在狭小的住宅养鸡。邻人找上门，声称我家猫吃了他家的小鸡崽。开始我们以为是误会，因为我家也有小鸡崽，近水楼台猫应先吃啊。看着我家猫咪闲庭信步，对身边小鸡崽毫无兴趣，邻人也狐疑。后来又有几家信誓旦旦，说自家鸡崽被我家猫所害。估计不少人迫不及待要打死我家猫复仇。还是哥哥发现了一个秘密：每当自家小鸡崽走近，猫就会闭上眼睛。它在用这种方法强迫压抑自己天性。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决定还是送走这只猫。原因：影响干群关系。我们兄妹都哭了，这只猫已经和我们生活了几年，早已经是家庭成员。妈妈找人送走了它，带了好多食物。两个月后，这只聪明的猫竟然跑回家。猫咪失而复得孩子们自然欢天喜地，父母暂时不提此事。第二年春天，又不断有人告状。父亲发话：还是送走吧。从此这只猫再也没有回来。直到现在我和姐姐说起这只猫还感叹不已。
我是父亲最宠爱的小女儿，但和父亲在一起，或者全家出游的机会时间并不多。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偶尔全家周日去吉林市唯一的江南公园。公园有狮子老虎各种动物，还有满园花草。我怕晕车，非吵着要做带棚子的马车，多少钱忘记了，肯定是最贵的交通工具。还有就是夏天晚饭后全家人围坐在门口乘凉，父亲讲一些有意思的见闻和故事。父亲经常开会和出差。他刚去世时候，我甚至幻想：父亲是不是出差了，还会回来。
母亲出身于富农家庭，粗通文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任区妇救会主任，专职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初期她就是股级干部。我们来吉林铁路局她就担任托儿所所长。当时托儿所招收5岁以下幼儿（5岁以上幼儿园）。有日托和全托。全托的孩子每周才回家一次。还有一个哺乳班。家长通常休息56天产假后就把婴儿送过去。母亲热爱这项工作，管理井井有条。对保育员要求也甚严格。后来幼儿园也合并在一起。60年代被评为吉林省和吉林市的先进单位。幼儿园是股级编制，母亲解放初期就是股级干部。期间母亲有多次机会提拔科级干部，调入路局或者分局工作，都被谢绝，她的确是由衷热爱自己工作。没有料到突然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把母亲也“打倒”在地。幼儿园只有60多名职工，说母亲是走资派有点勉强。于是就给她扣上了“假党员”帽子，理由是她在1941年入党时候填写了三名介绍人。16岁的我给靠边站的母亲写了无数次检查交代材料。造反派把标语贴到了我家院子外面。经过一年的内查外调，母亲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真的，而且母亲的参加革命时间又提前到1939年。原来母亲年那年偷偷离开家到河北抗战学院，一所共产党培养干部培训学校。后来因为伤寒病中断学习回家养病。尽管证明是真党员，母亲还是调离幼儿园，到铁路宿舍做管理员，文革结束才回到幼儿园做主任，直至退休。一个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女人，建国初期就是股级干部，丈夫是本系统的正局职位，却始终在基层工作，最后以股级干部退休。心满意足，没有抱怨和委屈。这就是我的老革命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