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三十而立。
今天是 Vitalik 的 30岁生日，他也在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end of my childhood》的长文。
纵览全文，Vitalik 对以太坊的技术、加密世界的现状、俄乌战争、生存与死亡、成长和经验等诸多主题表达了自己的感悟，同时他也直言：
“我现在扮演着某种不同的角色，是时候让下一代接过曾经属于我的衣钵了”。
作为加密世界里的核心人物，Vitalik 也在过去的时间里走遍世界各地，以数字游民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技术理念，同时也在面对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时，有了更多的感悟与责任心。
“加密货币就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故事，它可以成为创造更好技术的更广泛故事的一部分”。
这篇长文可以说是 Vitalik 站在30岁节点时，对个人经验和整个加密世界的一次综合性的回顾与展望，内容丰富且情感真实。
深潮TechFlow 对全文进行了编译，分享给各位读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是在黑客马拉松上演讲，参观黑客之家，在黑山做Zuzalu，看到比我年轻整整十岁的人在各种项目中担任领导角色，作为组织者或开发人员：加密审计，以太坊第2层扩展，合成生物学等等。Zuzalu 核心组织团队的模因（MEME）之一是 21 岁的 Nicole Sun，一年前，她邀请我参观韩国的一家黑客之家：一个大约30 人的聚会，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成为房间里最年长的人。
当我和现在的黑客之家居民一样大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都称赞我是像扎克伯格这样的改变世界的、厉害的、年轻的神童之一。
现在我对此有些畏缩，既因为我不喜欢这种关注，也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必须将“神奇小子”翻译成德语，而它在英语中效果很好。但看着所有这些人比我走得更远，比我更年轻，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那是我的角色，那就不再是了。我现在扮演着某种不同的角色，是时候让下一代接过曾经属于我的衣钵了。
2022 年 8 月，通往首尔黑客之家的路径。拍照是因为我无法分辨我应该进入哪所房子，我正在与组织者沟通以获取这些信息。当然，这所房子最终根本不在这条路上，而是在它右边大约二十米处一个更显眼的地方
1
作为延长寿命的支持者（意思是，进行医学研究以确保人类可以真正活几千年或数百万年），人们经常问我：生命的意义难道不是与它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吗：你只有一小部分，所以你必须享受它？
从历史上看，我的直觉是驳斥这个想法：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事物是有限的或稀缺的，我们往往会更重视它们，但认为长期存在的恩怨可能如此糟糕，以至于比字面上不再存在更糟糕，这简直是荒谬的。此外，我有时会想，即使永生被证明是那么糟糕，我们总是可以通过简单地选择举行更多的战争来同时提高我们的“兴奋”和降低我们的寿命。今天，我们中间的非反社会者拒绝这种选择，这一事实强烈地向我表明，一旦它成为一种实际的选择，我们也会拒绝它，因为它在生物死亡和痛苦方面也是如此。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我甚至不需要争论这些。
无论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美好事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是永恒的友谊，却慢慢地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你的性格可以在 10 年内完全改变。城市可以完全改变，无论好坏。您可以自己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并重新开始从头开始熟悉物理环境的过程。政治意识形态是有限的：你可能会围绕你对最高边际税率和公共医疗保健的看法建立一个完整的身份，十年后，一旦人们似乎完全不再关心这些话题，转而把所有时间花在谈论“觉醒”、“青铜时代心态”和“e/acc”上，你就会感到完全迷失。
一个人的身份总是与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更广阔世界中的角色联系在一起，十多年来，不仅一个人会改变，他们周围的世界也会改变。我之前写过的关于我思想的一个变化是，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思想涉及的经济学更少。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加密生涯的前五年中，我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试图发明数学上可证明的最优治理机制，最终我发现了一些基本不可能的结果，这些结果使我清楚地知道 ：
（i） 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ii） 在实践中决定现存有缺陷的系统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变量（往往是参与者子群体之间的协调程度，但也包括我们经常将其简化为“文化”的其他因素）是我甚至未曾建模的变量。
以前，数学是我身份的主要部分：我在高中时大量参与数学竞赛，在我进入加密货币领域后不久，我开始在以太坊、比特币和其他地方做大量的编码，我对每一个新的密码学协议都感到兴奋，在我看来，经济学也是更广泛世界观的一部分： 它是理解和弄清楚如何改善社会世界的数学工具。所有部件都整齐地组合在一起。
现在，这些碎片组合在一起的次数减少了。我仍然使用数学来分析社会机制，尽管目标更多时候是提出粗略的第一次猜测，即什么可能有效并减轻最坏情况的行为（在现实世界中，这通常由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完成），而不是解释平均情况的行为。现在，我更多的写作和思考，即使支持我十年前支持的那种理想，也经常使用非常不同的论点。
现代人工智能让我着迷的一件事是，它让我们在数学和哲学上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指导人类互动的隐藏变量：人工智能可以使“共鸣”清晰易读
所有这些死亡、出生和重生，无论是思想还是人的集合，都是生命有限的方式。这些死亡和出生将继续发生在一个我们生活了两个世纪、一千年或与主序星相同的世界中。如果你个人觉得生命没有足够的有限性，死亡和重生，你不必发动战争来增加更多：你也可以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2
"Grads are falling in Mariupol".（译者注：直译为火炮在马里乌波尔城市降下，应暗指俄乌战争）
我仍然记得当地时间2022年2月23日晚上7点20分，我在丹佛的酒店房间里焦急地看着电脑屏幕。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同时滚动Twitter以获取更新，并反复联系我的父亲，他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和恐惧，直到他最终给我发了那个决定性的回复。我发了一条推文，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一直在关注。那天晚上我熬得很晚。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看到乌克兰政府的推特账户拼命要求以加密货币捐款。起初，我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我非常担心该帐户被投机取巧地黑客入侵：有人，也许是俄罗斯政府本身，利用每个人的困惑和绝望来窃取一些钱。我的“安全心态”本能占据了上风，我立即开始发推文警告人们要小心，同时通过我的网络寻找可以确认或否认 ETH 地址是否真实的人。一个小时后，我确信它实际上是真实的，我公开转达了我的结论。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位家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指出鉴于我已经做了什么，为了我的安全，我最好不要再回俄罗斯了。
八个月后，我看到加密世界经历了一场截然不同的动荡：Sam Bankman-Fried 和 FTX 的公开消亡。当时，有人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长串“加密主角”，显示哪些已经倒下，哪些仍然完好无损。这份名单的伤亡率很高：
SBF情况并非独特：它混合了MtGox和之前吞噬加密世界的几次大动荡。但这是我意识到的一个时刻，一下子就明白了，大多数我曾经视为加密世界的指路明灯、2014年以来我可以自在跟随的人已经不在了。
从远处看我的人，经常认为我是一个高能动性的人，大概是因为这就是你对“大学辍学”的“主角”或“项目创始人”的期望。然而，在现实中，我绝非如此。我小时候所珍视的美德不是在开始一个独特的新项目时具有创造力的美德，也不是在需要它的时候表现出勇气的美德，而是作为一个准时出现、做作业并获得 99% 平均分的好学生的美德。
我辍学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信念而迈出的勇敢的一步。它始于 2013 年初，我决定在夏天参加一个带薪实习期，为 Ripple 工作。当美国签证的复杂性阻止了这一点时，我转而花了整个夏天与我在西班牙的比特币杂志老板和朋友Mihai Alisie一起工作。在八月底，我决定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探索加密世界，所以我将假期延长到 12 个月。直到 2014 年 1 月，当我看到数百人为我在 BTC Miami 介绍以太坊的演讲欢呼时，我才终于意识到我选择永远离开大学。我在以太坊中的大部分决定都涉及回应他人的压力和要求。当我在2017年遇到弗拉基米尔·普京时，我没有试图安排会面;相反，是别人建议的，我几乎说“当然可以”。
现在，五年后，我终于意识到：（i）我曾在合法化一个种族灭绝的独裁者方面有过同谋，以及（ii）在加密领域内，我也不再有坐视不管、让那些神秘的“其他人”主导一切的奢侈了。
这两起事件，尽管它们在悲剧的类型和规模上各不相同，但都在我的脑海中烙下了类似的教训：我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负有责任，我需要有意识地对待我的运作方式。什么都不做，或者生活在自动驾驶仪上，让自己简单地成为他人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自动安全，甚至无可指责的行动方案。
我是神秘的其他人之一，由我来扮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不这样做，加密空间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被机会主义的金钱掠夺者所主导，那么我只能怪我自己。因此，我决定谨慎地接受别人的计划，在我自己制定的计划上更加高调：少与那些只对我作为合法性来源感兴趣的随机有权势的人进行考虑不周的会议，以及更多做像Zuzalu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