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毛泽覃烈士、周陈轩（毛泽覃的岳母）和周文楠
1928年春，出生尚不满六个月的毛楚雄，随母亲周文楠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外婆周陈轩多方打点，才把孩子抱回家，以一己之力，把毛楚雄抚养成人。1945年9月，王震南下部队路过湖南，毛楚雄参军，跟上队伍走了。
可谁能想到，一年不到，1946年8月22日，毛楚雄被国民党胡宗南部61师181团活埋于陕西宁陕县江口镇一座石桥下。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胡宗南要求王震部派人和谈，我方派来了干部旅旅长、原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参谋张文津为和谈代表，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为译员，毛楚雄作为警卫员。可三人刚刚离开部队，距离预定的和谈目的地西安还远，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的密令就到了，他们一起“神秘失踪”，从此“查无下文”。
直到三十八年后的1984年12月，吴祖贻烈士的遗孀蒲芸湘在有关方面协助下，查阅了解放初在成都教导总队受训的国民党军官一千多人的花名册和胡宗南所部团以上军官数百个名单，遍翻西南军区军法处六百多袋档案材料，才最终找到了当时曾审讯我方三名谈判代表的胡宗南部61师191团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的档案材料，才搞清楚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位烈士遇害的时间、地点和经过情况，并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
毛岸英烈士
毛岸英烈士是毛家第二代烈士中牺牲的第二位，他比毛楚雄烈士大五岁，童年经历一样坎坷，甚至更加艰难。不但坐过牢，目睹了母亲的牺牲，还曾一度流浪乞讨，挨打受气，得了伤寒，差点没要了命。
在苏联接受教育，又逢卫国战争，毛岸英向斯大林写信求战，参加过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追击作战，成为红军坦克部队的上尉。
二战结束后，毛岸英回国，父亲把这个最优秀的儿子送到了“劳动大学”，跟陕北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有的农活学个遍，接着又参加土改。
毛岸英与阔日杜布（右一）
新中国建立，毛岸英一度被好多部门拿去当高级翻译使用，在最新发现，苏联拍的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我们还能看到苏联空军王牌飞行员，三次“苏联英雄”获得者，同盟国空军飞行员战绩第一名的阔日杜布身旁，就站着担任翻译工作的毛岸英。
1950年10月，朝鲜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家卫国，让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新中国有个和平环境，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毛岸英第一个请缨出战，瞒着新婚燕尔的妻子，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奔赴朝鲜战场，担任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
11月25日，毛岸英烈士牺牲于朝鲜平安北道东昌郡大榆洞，年仅28岁，他是毛家第六位烈士。
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的毛岸英墓
此前的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烈士曾给表舅向三立写过一封信。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