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看过很多关于宋朝岁入上亿两白银的文章，有些水平较高的文章还煞有其事的找到了出处，
比如曾巩在《议经费扎子》说道：“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比如《宋史•食货志》记载道：“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
这些原始资料的出现，就让很多人认为直接宋朝的每年财政岁入超过一亿两白银，最高数值定格在一亿六千万两。而明朝低的时候只有五百万两，宋朝是明朝的几十倍。
看着很厉害不是，文章没吹牛，确实有正史资料证明这个数字是对的。
那食堂就直接给个对比数据，灭了北宋的金国，其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是3亿，相当长一段时间超过2亿，数据比宋朝还高。
而且，仅从数据上看，南宋财政收入也比北宋高，而且高出一倍。
是不是很冷？
一、统计单位搞错了。之所以会有人认为宋代财政收入上亿两白银，是因为他们以为宋朝财政收入是以贯做单位，然后他们想当然的认为一贯铜钱等于一两白银。
于是他们得出一个著名神论，宋朝每年财政收入过亿两白银，远超于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财政收入最多的朝代。
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就出在宋朝财政收入的统计单位不是多少两白银，也不是单指多少贯铜钱！
《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朝所有信史，都没有“一万万贯”、“一万六千万贯”这样的记载。
因为宋朝赋税是实物税收和货币税收并行的，并不像后世明清一样，直接以白银计量；更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交税直接交人民币，该交多少，交多少，一分别少不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宋朝赋税是指铜钱、金银、绢帛、谷米、草料等物资的总和；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也是这些东西的总和！
其中铜钱以贯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布帛以匹计，谷米（粮食）以石计，草以围计等等，其他各种物品都有各自的计量单位。
由此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就成了“石缗匹两围……”
《宋史·食货志》曾明确指出，宋朝税物种类繁多，总共分四类：谷、帛、金铁、物产，其中谷又分七类，帛分十类，金铁分四类，物产分六大类。
以宋太宗至道三年为例，该年宋朝收入为：
“谷二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硕，钱四百六十五万余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余疋，紬、絁二十七万三千余疋，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余斤，刍茭三千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围，薪二十八万束，炭五十万秤，鹅翎、杂翎六十一万余茎，箭干八十七万只，黄蜡三十余万斤，此皆踰十万数者，他不复纪。”
再以宋真宗朝天禧五年为例：
“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获钱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余贯，金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丝四百一十七万二十余两，绵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一千余两，绢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余匹，紬九百四十一万五千余匹，绫三十四万四千余匹，絁一十三万七千余匹，纱縠二万五千余匹，锦绮二万八千余匹，布三百五万七千余匹，茶七十六万余斤，盐一十六万三千八百余石，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万余斤条片颗，竹木、箔三百六十余万条片，五谷二千九百八十三万余石，草三千万余围，木炭、薪蒿三千余万斤束。”
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
看看上面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如果按这个统计方法，明朝弘治八年财政收入是：
粮共两千七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九石六斗；布帛一百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疋，绢十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七疋三尺四寸五分，丝三万六千七百三斤七两五钱，绵二百六十五万两千九百四十六斤五两三钱，棉十三万一千二百斤；草三千九百八十四万六千九百围；户口钞八千八百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八十二贯；杂课钞七千三百九十二万五千十九贯；金银课共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两。
零零总总加起来，明白财政收入也能达到两亿七千多万，这个数据也能远远大于宋朝
所以这样一锅大杂烩，其实没什么意思。
我们总不能说，收一万围的草，也能当成一万贯铜钱吧？
就算要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折算成铜钱贯，等用什么样物价标准核算呢？
这个问题连宋朝人自己也搞不清，于是一锅烩，大家一起上吧，省得麻烦。
这样一来，就让这个宋朝财政收入数据大量注水。
二、宋朝财政收入有多少。如果我们要比较直观的看宋朝财政收入，就需要一份以钱贯计算的宋代财政收入清单。
说什么来什么，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他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了北宋财政收入一份清单。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
在这个记载中，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是熙宁—元丰年的6000余万贯缗钱。
因为当时宋神宗正进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极大的增加的朝廷财政收入。
后来宋哲宗继位，来了场元祐更化，废除新法，于是元祐年间朝廷财政收入降到了4800余万贯缗钱。
这个数据可靠不可靠？非常可靠。
因为当时北宋朝廷委任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对财政收入进行了一次汇总，苏辙还因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序》，一篇《收支叙》，一篇《民赋叙》。
在《收支叙》中，苏辙列出了元祐初年的户部收入数目：
“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这两个数据高度吻合，足以证明其可靠性。
如果我们按程民生先生著写的《宋代物价研究》标准，将苏辙列举的金、银、绸绢、米谷等物都折算成缗钱（草的价值较低，忽略不计）。
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能有个7000万贯缗钱。唉呀，距离岁入亿贯还差一点啊！
三、宋朝地方收入。那么有人就问了，这只是宋朝中央统计的收入，地方收入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宋沿唐制，将天下正赋收入分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
“上供”，就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由中央委任的转运使解运京师入库，内容包括传统的正税夏秋两税、榷货、金银课利等钱，后来王安石变法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常平、免役、坊场等钱；
“留州”与“送使”则是中央留给地方的地方经费，内容大概有“军资库钱”（留州）、“公使库钱”，宋朝人称为“系省”，即隶属于尚书省、留置在地方的财税收入。
但是和唐朝不同的是，“留州”、“送使”虽然留在了地方，名义上归属地方，但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就有了财政自主权。
苏辙曾说道：“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也曾说道：“祖宗之制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定数不敢擅支。”
司马光更是直言不讳的道：“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
因为地方上这些钱的所有权归属中央，原则上地方不得随意征用，有多少，用多少都必须请示中央，地方上完全没有自主权。
大宋中央将地方什么都收了，只留下地方一地鸡毛。
就在宋神宗进行变法，大宋中央财政收入达到鼎峰之际，当时大名鼎鼎的苏轼被贬杭州，担任杭州通判。
苏轼发现杭州的府衙、宿舍、仓库破败不堪，根本没法看，他就想修房子。
苏轼精打细算，装修费用要四万贯，可偌大的杭州，竟然拿不出这笔钱来，得上表管朝廷要度牒（度牒是宋朝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 凡有牒的僧尼可以免征赋税徭役。于是宋朝官府经常出售度牒，成为官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这可是杭州啊，居然连四万贯都拿不出来，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说在大宋地方收入真是不够看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大宋的财政收入，就得看中央财政收入，中央多少，大宋财政收入就大概有多少。
四、另外一本账。现在又出现个问题，司马光所说：“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又多出个司农寺？是不是大宋中央还有统计到的收入呢？答案是对的，真有！
这个司农寺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北宋的财政管理是分成两个系统。
第一个财政系统是三司（元丰改制后改为户部左曹）——各路转运司——州县长官——市镇税官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
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中央部门是三司。
三司是宋朝在元丰改制之前的全国最高的财计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三司使，有计相之称，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天下的财权，我们前面看到的中央财政收入就是三司统计的。
而第二个财政系统是司农寺（元丰改制后为户部右曹）——各路提举常平司——各州通判——县丞，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