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作战长官煽动下形成的这个群体，抱着想要政府有所作为寻求希望救治流感的目的，最后却成为了作战长官这类人泄愤的工具，进军首尔把流感传染出去的报复社会行为，极端的打砸*人。
他是恶的却也不是恶的，在灾难面前，理智崩溃下并没有对错之分。这种在不断蔓延的恐惧下所形成的起义“群体”，也不过是寻求集体的心理安慰。
电影中的韩国作为亚洲一隅，在电影中展现出了本国政治权利体系间的对抗，以及与美国的微妙关系。
电影中对国家主动权的紧张把控面前，韩国总统和总理，以及美方代表人，三方之间的关系，是韩国本国政治权利的相互约束，一种表面上平衡。
在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面前，电影中韩国总统从开始的平静协商，被干预国家权力的无奈，到之后的不平静无法妥协，到最后的奋起直接反抗美国势力对国家行政权干涉的强硬态度，表现出来的更像是中国历史中，慈禧太后集权与顽固派大臣的控制下，光绪帝奋力一搏不做“亡国之君”的一次反抗。
美国发言人的存在，正如慈禧太后身份，对流感事件爆发的态度关注点，关心韩国的稳定以及措施干预，是基于在于是否会危害自身安全，蔓延危害到权利的统治。
老总理的设定正如顽固派大臣，求得自身不受影响地位的前提下，提出建议保平安。而年轻的韩国总统正如年轻的光绪帝一般，想要拿回自己对国家的执政权力，对国家的形势忧心忡忡所不得已的一次正面反抗。
韩国电影很多都在展现现实韩国所面临存在的很多由于政治问题所引发的国家问题，从《汉江怪物》到《素媛》，到《寄生虫》等电影的出现，电影所反映的在人性思考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国家问题的映射。
《流感》这部电影中，国家地位以及政府的决策力和态度，决定了危机事件出现后的处理措施。
美韩关系背后更多反映的是韩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不合理，导致了极端情绪出现的社会混乱，揭露了这种灾难恐惧下的丑恶与阴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