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的中文谐音,bug的发音示范

为什么谐音与中国的传统及符号象征如此密不可分，而西方就没有这种现象呢？

每年春节，全世界有超过十亿人加入庆祝的行列，并展开一场微妙的文字游戏。它很像一组求爱仪式——为了招来好运，人们会用喜庆字样的剪纸来装点住宅与门户。要理“发”的，年前赶紧理完，谁想在新年伊始削去财运，哪怕只是稍事修剪？年夜饭的菜肴里通常有鱼，因为人们希望“年年有余”；有的地方还时兴吃一种名为发菜的藻类，因为谐音“发财”；或有“橙”，寓意为“成”。

在英语中，巧妙的双关也被人们津津乐道，谐音也是广告中常用的招数。但汉语将双关推到了新的高度——它深植于文化深处，人们坚持说吉祥话、做吉利事，以期招来好运；同时忌讳不吉利的话语和行为，以免倒霉。

由于跟“死”谐音，数字“4”沾染了不好的含义。很多中国人绝不会购买地址或门牌号含“4”的房子。因为分别谐音“余”和“福”，鱼和蝙蝠常常出现在一些视觉设计中。中国的送礼习俗中也充斥着谐音禁忌：苹果可送，取“平安”之意；但梨不可送，因忌讳“分离”。你要是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特定的物件、数字会跟吉利与否联系起来，对方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它跟某个字或词同音。

北京厂甸庙会一景。鱼是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与“余”同音。

为什么谐音与中国的传统及符号象征如此密不可分，而西方就没有这种现象呢？

在所有语言中，歧义和谐音都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很少进入人们的意识层面。1978年，语言心理学家布鲁斯·布里顿（Bruce Britton）梳理了共计一百万单词的英语文本语料库，并作出保守估计：至少32%的英语单词是多义词。在最常用的100个单词中，多义词占到93%，有的甚至有30个义项。语言学博客作者杰夫·普勒姆（Geoff Pullum）的一个提问巧妙地捕捉到了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支柱、职位、电池端子、军营、博文、耳钉的钉身、贸易站和邮寄信件，这些词跟广告牌、记账、保释及指派外交官有何共通之处？你可能要沉思片刻才能反应过来：以上事物都指向同一个英语单词：“post”。

在英语中，人们对谐音比较随意，很少去澄清意义，哪怕语境允许多种不同的解释。维克多·费雷拉（Victor Ferreira）做过这样一项研究：设置视觉场景，其中同时有一根棒球球棒（英语单词为bat）和一只飞行的蝙蝠（英语单词也为bat），然后让受试者描述其中的物体。在某些条件下，63%的人都只说是“the bat”了事，而没有澄清究竟是球棒还是蝙蝠。

但在中文语境下，人们对同音歧义似乎更为敏感。语言心理学家迈克尔·叶（Michael Yip；音）和伊爱玲（Eiling Yee；音）提到这样一种印象：说中文的人更倾向于澄清潜在的歧义，哪怕根据上下文，其所指已经非常明显。

伊爱玲举了个例子：“我的房贷该续签了，所以约了银行（英语单词为bank）——就那金融机构，不是说河岸（英语单词也为bank）。”这种对同音歧义的敏感若是中文使用者的共性，那么，它必然也契合谐音在中文中的显著地位。

语言、思维和文化的联系是一片开放的研究领域，其中大部分仍有待科学家的探索。不过，就眼下中国文化而言，谐音与“口彩”的互动令人不禁想问：

不同的语言是否会强化不同的主观体验？特定文化概念——比如吉利与否——会不会在相应的语言中留下印记？

普勒姆认为，语言绝不会企图绕过歧义，相反，“语言酷爱歧义。它们热烈地追求着歧义，就像小狗一样，在歧义的草地上打着滚。”罗彻斯特大学语言心理学家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对此表示认同。他和同事们论称，歧义非但不是语言的漏洞，还是一种有用的语言特征。通过重复利用某些最普遍、最顺口的发音组合，最终形成丰富的词汇。没有歧义，我们就得创造更长的单词，用以区分不同的意义，或者发明一个庞大的语音集合；在发音和区分不同的语音方面，我们也得更加娴熟才行。

如果说所有语言都青睐歧义，那么中文对歧义可谓是情有独钟。歧义率不太适合在不同语言间进行横向比较，因为即便在同一种语言之内，不同的字典对字词的义项数量也存在分歧。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文的谐音数量着实丰富。

跟其他很多语言一样，英语语素（最基本的语义单位）通常是多音节的，比如hippopotamus（河马）、president（总统）、fastidious（挑剔的）。但在粤语和普通话中，语素一般都是单音节的。这些单音节不一定自成一词，因为大多数中文词语都由两个或以上的语素构成，每个语素就是一个字。尽管如此，听者必须找对每个音节的含义，才能理解整个词的意思。而且，中文用到的元音和辅音都比英语少得多，这就好比在一块面积有限的地皮上盖高楼，有限的语音组合就好比地皮，而那些丰富的词语含义就只有层层往上累积了。

语言如何用词语来捕捉现实，以及反过来，我们继承的母语词汇又会如何塑造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由于在粤语和普通话中，不同的意义通常由不同的字来表达，正字法（将口语转化为书写形式）便成为追踪同音异义数量的有效手段。研究人员谭力海和查尔斯·佩尔费蒂（Charles Perfetti）分析了180万字的中文文本，统计出的4500个字总共只映射到420个不同的音节——因此，每个字平均有11个与之同音的字。而在佩尔费蒂的英语数据集中，即便只看单音节的英语单词——它比多音节单词更容易出现歧义——平均下来，每个单词的同音词也不到一个。

奇妙之处就在于，歧义泛滥并未导致中文的交流问题——实验表明，根据上下文排除不相关意义时，中文的效率丝毫不逊于英文，此外，不同的音调也有助于区分意义。但按照中文书写系统，同音异义的多半不是同一个字，因此，讲中文的人很难忽略语言中的歧义。

由于“橙”与“成”同音，春节的装饰物中常常可以看见柑橘类水果的身影。

同音歧义会让人纠结写法，这时，它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你不太会被“post”一词的义项所困扰，但总有那么些时候，你会消耗一定的脑力，去辨别究竟是“their”（他们的）、“they’re”（他们是）还是“there”（那里），以确保拼写与你想表达的意义相符。想想每碰到一组谐音词，你都要停下来思索一番，你就知道，做一个中文文盲是怎样的感受。无怪乎在儿童学习中文时，同音异义字掌握好不好，成为了判断阅读障碍等问题的有效预测指标。

这些歧义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中文的体验，因为歧义字词可以激活不止一种意思——有实验为证。

这类实验用到了“语义启动”（semantic priming）的手段，即给出其他单词作为语境，让受试者判断所示内容是否为真正的单词。通常，如果事先看到意义相关的单词，人们会更快地识别出后续单词——因此，在看到“医生”之后，再识别“护士”一词，相比于看到“桌子”之后，再识别“护士”一词，前者要来得快。当人们听到“bug”这样的多义词时，虽然语境只涉及该词的一个义项，但人们在识别与“bug”其他义项相关的单词时，也会明显变快。举个例子，在听到“bug”（分别有虫子和漏洞之意）一词之后，人们不论是识别“蚂蚁”还是“间谍”，都比识别毫不相关的“缝纫”（sew）一词来得快。

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只会在思维中短暂留存——通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些跟语境无关的义项就已经被压抑。这使交流得以顺畅进行，即便是在歧义丛生的中文里。但研究人员发现，有的单词特别能导致注意力停留。其中一种最抢风头的词，就是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词，尤其是含义负面或犯忌讳的词。

而那种影响了个人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不会融入整个语言系统？

这些抢风头的词一旦跟其他意义的词发生谐音时，就很难被压抑下去。我从小在一个英法双语区长大，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要用法语做一个有关海豹的演讲，而法语的“海豹”（Phoque）与英语中一句粗口（fuck）谐音，结果，我一阵阵脸红，还引来一些同学的讥笑。虽然按照语境，它的意义非常明确，但用起来却让人难堪至极。而避免使用某些特定谐音，这一做法也许具有普遍性。我发现，“bit”或“fit”这样的音节囊括了许多互不相关的意义，但“shit”就没有不涉及粗口的含义。当然，也有单词同时包含普通义项和情绪强烈的义项，但在表达普通含义时，它们往往被替换成近义词，比如，说公鸡用“rooster”而不用“cock”，说驴子用“donkey”而不用“ass”。

在中文里，歧义的泛滥造成了很多尴尬的谐音。语音空间格外拥挤，一个普普通通的词语一不小心，就会跟充斥情绪的词语谐音。发生这种情况的机率比英语中大多了。正是中文语音空间的紧凑性，激发了中国文化对谐音的执着。

反过来，文化又影响着哪些意义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说出口的词语可以给生活招致好运或厄运，这一点在新年庆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新年期间，所有关于死亡、疾病或离异的谈论都变成了禁忌，人们把健康、财富和成功的祝愿送给彼此。一旦说到与运气有关的话，人们总会竖起耳朵仔细倾听，若是遇到不吉利的字眼，更是格外警惕，这些都是中文使用者难以忽略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实验直接印证这一点，但它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为何在中文使用中，人们会完全基于谐音字词所携带的情绪，对无辜的普通字词产生厌恶或喜好。也许，正如我的中国同事蔡维（音）所说，在春节期间，当每个人都想着讨口彩的时候，我们会尽力压制与死亡或不幸相关的含义。

歧义在词语的意义和使用之间，建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当很多意义都映射到同一个词时，每一个义项被唤起的机率都会增加，从而改变我们对这个词本身及其意义的感受。如果因为多义词的存在，导致个体在文化联想的指引下，由于某个词听着不文雅，而绕过它不用——比如英语中，人们一说到公鸡，会用“rooster”替代“cock”——这些选择也许会在词库中留下更广泛的烙印。而那种影响了个人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不会融入整个语言系统？

有没有统计学证据表明，负面情绪词语的歧义会被驱逐？或者，正面情绪词语的歧义会越来越多？

我就此请教了研究人员泰德·吉布森（Ted Gibson）和史蒂夫·皮安塔多西。（他们的研究表明，语言收录歧义是有用处的。）答案是：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但两人一致认为，我的这种假设不无可能，而且值得研究。

要检验这一看法，语言心理学家需要验证这样一种假设：催生不安情绪的单词（像“shit”或“rape”）的谐音单词数量比预期要少，而这个预期是基于音节数，或音节构成的普遍性而得出的。也许，激发强烈正面情绪（如“rich”或“free”）的词语的义项，会比人们预期中更多。

若这一结果得到印证，它将围绕文化价值对语言的塑造，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在中文里，“讨口彩”的传统在全语言范围内都有所体现，某些语音因为听着不吉利，会被人们刻意回避，而有的语音则因为听着吉利而备受青睐。中文以其充沛的歧义现象，为测试这一假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对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如何将其价值观与世界观烙印在语言中，反过来，语言又如何塑造使用者的思维——我们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但在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时，很大一部分对话都局限于那么几个问题。比如：日语中有专门的词语描述好人处境不佳（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单词），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什么特性？对那些蓝、绿两色共用一个词的语言，使用者能否轻易区分这两种颜色？这些问题的着重点是，语言如何用词语来捕捉现实，以及反过来，我们继承的母语词汇又会如何塑造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但中文与中国文化之间，似乎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联系。也许，若一种语言将大量意义塞入狭小的语音空间，使用者对歧义的感受就会强化，双关和文字游戏的文化意义也会更重；也许，文化上的联系会使某些特定的歧义具有情感色彩，重铸说话者的语言使用模式，并最终重塑整个语言体系的词汇格局。

“口彩”与谐音是否打开了一扇小小的门，引导我们走向这片未知的思维领域？如果是的话，对身为语言心理学家的我来说，这真是一场好运。

翻译：雁行

校对：其奇

编辑：漫倩

来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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