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赵佶擅长书画，独具风貌，对後世起过相当重大的影响。在书法的艺术实践，他早年曾一度学过同时人黄庭坚的字迹，随後改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通过对薛氏兄弟书法的临习，心摹手追，持之以恒，在他廿岁前後，真书即已形成一种“新”的面貌，後人不察，以为是创自赵佶本人，美其名日“瘦金体”或 “瘦筋体”，贵则出自薛曜《夏日游石淙诗》，由於它断了流传已达四五百年，一旦由赵佶写出，於是就显得新颖了。行书则保存薛稷的前规，间架紧密，笔锋遒劲，传世的《方丘敕》和《蔡行敕》黑迹，就具有这种风骨。至於赵佶的草书，世不多见，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十四字题昼七绝两句『掠水燕翎寒自缚，随泥花片湿相重』的草书团扇，连同此卷考察，其法当出自张旭、怀素狂草一派，瘦劲挺拔，使转奔放，不离规矩，与怀素更为接近些。此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草书流传下来，也可以说是仅见的孤本。
赵佶与所有的书家一样，也喜欢书写《千字文》，他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卷，流传至今，仅存两件。其一为瘦筋书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写於崇宁三年（公元 1104年），时年二十二岁。卷後的“赐童贯”题字，当是他为那时正供奉明金局的童贯所书。卷为朱丝栏，素笺本，字大寸许，每行十字，前後百行，书法已基本定型，不过此时尚嫌瘦弱拘谨，不如晚年的肥润刚韧，心手一致的好。此卷草书怪怪奇奇，大大小小，有的如“腾猿过树，逸虬得水”；有的“或连或绝，如花乱飞”；有的“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有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真是不一而足。此卷书於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是年作者恰好四十岁，已是他短短一生中的接近於晚年，正是其书法大成之时。他这两卷用真楷、狂草所书的千文，都是根据周兴嗣的版本，中间为避讳改了几个字而外，概无差异，不见所谓魏锺繇千文的踪迹。
由於草书在书写中的制约较大，因此，历代书家在草书方面所作的建树，除王羲之父子和张旭、怀素诸人外，很少有自辟蹊径，突破前规的，唐宋以来的草书，尽管名家辈出，他们师法传统，“非王即张”。至於章草的书写，皆法皇象《急就篇》，未闻有独创新意之说，却有画虎类犬之讥。故我们对於草书的评价，以应著重观察作者运腕、使笔以及气势如何而定高下。所谓“草即纵心奔放，复腕转蹙，悬管聚锋……起伏连卷，收揽吐纳”，“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逸而不可止，纵於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此处所说的“纵心奔放”和“纵於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对草书来说，极为重要，是我们据以评论它的准则。也正由於草书与楷书在书写上不尽相同，“真以点画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所以草书的书写较难，求工尤难，其症结所在，正在於“使转”这一点上面。
此卷草书《干字文》，其所以可贵，在於作者掌握了狂草的基本法则，“使转”不违笔意，基本上达到了“纵心奔放”，所谓“『意先笔後，潇洒流落”的艺术效果。有人以为这卷草书写得如此精妙，怀疑它不是赵佶自运之作，有可能是临写怀素之本。他们的根据认为此种草法出自怀素和尚，兼之宣和内府藏有怀素《千字文》有四轴之多，完全有条件从事临摹，我们以为这种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形。可以肯定，赵佶草书出於怀素，不仅平时临摹过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而且还临过其它有关的草书帖。从时代风格上讲，两宋的草书，大都师法张旭、怀素，不但名家黄庭坚、赵佶是如此，就是南宋的大诗人陆游诸人，亦莫不如是。凡属临写之本，不管其技巧如何精到和高超，一经深入观察，会多少流露出矜持、板滞的运笔痕迹。再说草书难摹，尤其是狂草更是如此。此卷草书行笔飞动，全长数丈，一气呵成，几无败笔可寻。值得提出留意的地方，卷中草书的字裏行间，夹了少数几个行书字，如“伊尹”、“圆”、“用”诸字书法。已露出薛稷的影响，与怀素的面貌迥然有别，倒是赵佶本人原有的特色。明末孙承泽在所撰《庚子消夏录》中，著录此卷时，指出“徽宗千文，书法怀素”，这裏用的“书法”两字，意义相当明显，是师法而非临摹，不好理解为“临摹”之意。这一点，想必不会引起读者对它有甚麽误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