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学界一直有实体与程序之争，尽管学界奋力鼓吹程序价值，强调程序的重要性，但司法实践中多少有点“重实体、轻程序”的意思，法官办案往往追求结果，只要结果没问题，程序上那叫“瑕疵”。
但今天这一案例，恰恰就秀了一把程序的价值。
小田读大学期间，因为考试带小纸条作弊被发现，学校根据自己出台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作出退学处理决定。
但退学处理决定以及变更学籍通知未向小田宣告、送达，也没有办退学手续，小田继续在该校学习，每年还交学费、参加考试、答辩等。
2年后，小田要毕业了，学校才告知他已经被退学，不能给他发毕业证。
小田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诉，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复查后仍坚持原结论，小田遂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作出判决，该大学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小田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并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小田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上报毕业派遣相关手续。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38号指导性案例）
所谓诉讼主体适格，也就是原告适格、被告适格，即原告能不能告、被告能不能被告，如果原告没有告对被告，那就叫主体不适格。
那本案中小田能不能告自己就读的大学？如果诉讼，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关于诉权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高校的学籍管理、奖励或处分等行为，是被纳入行政诉讼范畴的。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行政管理关系，高校虽然是事业单位，但代表国家履行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等颁发的权力，属于特定事项下的行政主体，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高校能够给予学生退学处理决定吗？既然是进行教学管理，高校当然有退学的权力，但这一权力的行使是要符合法律法规、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而不能超越法律（广义）作出决定。
本案中学校是依据自己制订的通知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那么这个通知合法吗？
根据查明情况，小田考试时携带小纸条，违反考场纪律，但并没有当场抓到他偷看小纸条，也就是没有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学校对小田的行为定性是过重的。
同时，作弊是否就一定会被退学呢？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考试作弊应给予纪律处分，但并不属于应予退学的情形之一，而《通知》扩大了作弊的认定范围，又加重了对作弊的处理方式，明显与《规定》相抵触，应属无效。
根据无效的通知条款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当然也就违反实体法，应予纠正。
除了实体违法，学校更明显的是程序违法，即退学处理决定没有依法向小田宣告、送达，而且在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后，仍收取小田的学费，为其补办学生证，小田继续在校正常学习、参加考试、答辩等。
而法院判决中认为，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小田的受教育权，从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发出，高校应当将退学处理决定向小田本人送达、宣告，允许其提出申辩意见。
然而，根据当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均未将送达、宣告、听取申辩设置为高校的法定程序义务，换言之，法律（广义）并未规定完善的退学处理程序，但法院在判决中突破了法定程序，适当创造扩大。
更有意思的是，在办案法院将本案作为典型案例报送最高法后，最终编写的指导性案例38号中，直接点明“正当程序原则”，对司法实践中这种突破予以了肯定和补充。
也就是说，在本案中，正当程序是有独立的重要价值的，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果违背正当程序原则，也可能导致行为无效。
当然，正当程序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不能滥用，而需要秉持严格、审慎的态度，结合具体案件处理。
这又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个问题，程序与实体很难并重，如果不影响实体效果，仅是程序问题则很可能被归为“瑕疵”，缺少独立适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