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维军土生土长的崇明人，老家港西镇八字桥河。1984年离岛就读于上海，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编辑授权。
追忆父亲
这些天，我把大多数的时间花费在阅读著名作家叶振环老师的赠书《绿叶情怀》上面。那是一本选编自叶老师历年来撰写的散文力作，共计九十一篇的散文集。优中选优的美文佳作，使我爱不释手。其中一篇《父亲的“背影”》更是看得我泪眼朦胧，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叶老师写作此文的背景是在其父仙逝二十九周年的忌日那天，他怀着对父亲刻骨铭心的爱和深深的遗憾、歉意，追思、怀念着自己的父亲。虽然时光流逝，许许多多的陈年往事依然记得是那样的清晰，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仿佛仍然就在眼前发生的一样。
文中，叶老师这样写道：父爱如同一座山，我们儿女就是父亲这山上的一棵树，我们就在父亲这座山上成长，不断地被父爱滋润着，一代接着一代，在人世间繁衍！
叶老师的这段文字写得真好，感同身受，也正是我想要说的心里话。
我跟叶老师相比，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有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成长的环境、经历也有所不同，但是对父亲的挚爱、依恋却是一样的深厚，也同样留有遗憾，心里有着抹不去的对父亲的愧疚、歉意。
叶老师生于1953年，1969年参军入伍，与其父长时间共同生活至少有十六年。而我和我的父亲长期共同生活却还不满三年，少得可怜。我的父亲于1955年参军入伍，1981年的年底转业回到崇明老家，戎马生涯二十六载，期间一年一次探亲，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有几次刚回到家，部队的一个召回加急电报就把父亲从我们身边拉走了。1984年高考之后，我离开了生养十八年多一点的家乡，开始了独立生活。1981年11月底父亲转业，1984年8月底我离家读书，屈指一算，三年差了整整三个月。这是我唯一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未能探亲回来。等到一年之后，春节之前，父亲终于探亲回家了。那时，我虽然才期过把，却已脱步，而且说话也已经比较连贯了。第一次见到陌生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父亲想要抱我，我哭着、喊着不让，双手还不停地拍打、抓挠，父亲只得放手作罢。我的叔伯阿姐还骗我，说我的父亲不是我爸爸，是假家人（崇明方言，义指外人，特指陌生人），我竟然信以为真。到了吃夜饭当里，我对着父亲说：“假家人，乃尔好转去了。”父亲无奈地恳求道：“让吾吃子一顿夜饭再跑，好伐？”我点头同意了，但吃好了夜饭，我又旧事重提，“乃夜特，尔好转去了。”这个我小喊底闹出的笑话，至今仍是姊们淘里相聚时拿来开刷我的笑料，我面上陪着傻笑，心底却是五味杂陈。
1970年春，我公公（方言，即祖父）自己感觉身体不适，没有力气，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他一声不吭地硬挺着，只是在与老友闲聊时偶尔提及，家人却一无所知。拖到双抢大忙，改制田里临近要掰大米（玉米）时，公公一病不起了。拉到中心医院一检查，确诊是食道癌晚期，医生已经回头，并关照病人只有两个月的生存期，尽量做点好吃的东西满足患者，随即就让我公公回家静养。我清楚地记得，公公从医院回家后没多久，就出现了吞咽困难，其时喝水都要靠一根削制的芦头管子慢慢地缩（方言，即“吸”）一口，哪能还吃什么食物啊！再后来，公公连用芦头管子缩水都不行了，只能用棉条蘸湿了润润嘴唇。我父亲是奶末头儿子，也是最为孝顺的儿子，为了不让公公留有遗憾，大伯、二伯和两个姑娘催促着我母亲给父亲拍了一份加急电报，让父亲火速归家。但是，当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部队正处于备战阶段，探亲假一律不准。1970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四），公公还是未能见到心爱的奶末头儿子，带着不舍永久离开了人世。直到第二年的寒里（即冬季），父亲才探亲回家。父亲挑着行李直奔前头屋门口，撂下行李就静立在公公的遗像前，豆大的泪珠从父亲的眼眶里滚落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在默默地流泪。
1980年的暑假期间，父亲也正好探亲在家，我几乎一刻不离父亲的左右。那时，我的婆阿（方言，祖母）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了。我婆阿住在二伯家里，因为其它的家人均要出工，服侍婆阿的一切事物实际上由我父亲一个人承包了下来，一天里在自己家和二伯家之间不停地经布。早上，我做火头军，专门在灶口头烧火，配合父亲煠针筒、橡皮条（当时均非一次性使用的），给医疗器械消毒。然后到二伯家里给婆阿吊盐水、打针，婆阿怕疼，以往每次打针、吊水都会拼命挣扎、乱动，极度的不予配合，需几个人同时揿手掐脚，但父亲总是像哄小孩一样轻言细语地安慰着婆阿，在不经意中已经把针头扎了进去，婆阿并不感觉到疼，以致于父亲假期结束归队后，婆阿再也不肯让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打针、吊水。挂上盐水后，父亲把我留下来看管盐水，他回家盛菜盛饭，拿过来后再一调羹一调羹地喂（音同“衣”的阴上调）给婆阿吃，并不时给婆阿擦拭嘴角。饭后，父亲总要给婆阿揩面、梳头。趁空档，父亲还会给婆阿做全身按摩，修剪手指甲、脚趾甲。或者扎上几根金针，进针时提捏、捻转，定位准确，基本无痛；行针时，或提插、捻转，或搓针、弹针……手法多样；留针过程中，有时采用静留针，有时采用动留针；出针时，边捻边提，轻轻将针提出皮肤，婆阿还不知针灸已然结束。午饭时间，还是由父亲喂饭。午后二三点，挂好盐水，父亲把婆阿搀扶起来，勒床横头垫上一条棉被，让伊隑（音“开”的阴上调，斜靠）一歇，喂药后，就陪着婆阿聊家常。喂完晚饭后，父亲还要给婆阿喂药、揩面汏脚，一直坐到婆阿安然入睡了才回家。整个探亲假里，父亲天天重复着差不多同样的程序，并且独自承担婆阿所有的医药费用。父亲细致、耐心的程度，我的两个姑娘见了也自叹不如。暑假结束前，父亲的探亲假也期满，父亲不得不重返部队。一个多月后，1980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廿二），我的婆阿也就告别了人世。父亲生前曾经对此表露过，他未能为公公、婆阿送终是他一生的遗憾之事。
父亲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后，我对父亲的了解开始深刻起来。
父亲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上下班还总是穿着一身军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规而八矩，好几年之后才开始穿便装；起床后，被子叠得方棱出角，像是仍有人检查内务似的；父亲叠衣服更绝，不但动作利索，折叠好的衣服似熨烫过的一样平整，跟没拆封的新衣服无异。我叠被子、叠衣服的本领就是得自于父亲的真传，不夸张地说，丝毫不逊色于父亲。
父亲的时间观念特别强，单位离家不近，他总是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出门，第一个到单位，亲自到锅炉房泡开水、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时间充裕的话连走廊、院子都会打扫一遍。其实，这些完全是由顶替父母的几名勤杂工负责的工作范围，父亲却越俎代庖了。身为一院之长如此，一段时间之后，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不好意思起来，纷纷自觉地早到，也开始打扫所在科室的卫生、自己泡开水，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并且固化下来。父亲借机把多余出来的勤杂工进行了调整，除住院部仍保留几名勤杂工意外，选派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那些勤杂人员到医技院校学习深造，毕业后均充实到了医技岗位。事隔多年以后，那些人都成了业务的骨干，有的还成了领导。他们对我父亲当年的举动都念念不忘，甚至是感恩戴德的。父亲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影响了一批人，潜移默化之下成为自觉的行动，父亲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一次内部改革不说，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好几个人的命运，否则他们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名勤杂工。
父亲待人热情、和善，亲眷朋友到医院就医，父亲一概招待周全，全力以赴，力求花费少、疗效好。即使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遇到经济窘迫的困境时，也是倾力相助。因父亲数日没回家，母亲让我去医院探望父亲，那天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父亲正对着几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发火，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那几个外科医生噤若寒蝉，低着头站得毕端毕正，任凭父亲的训斥。原来是一位老农在平整土地时被大型拖拉机刮到误伤，创面很大而且骨折，几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怕担责任、相互推诿，要求患者去上一级医院诊治。那几个外科医生虽然一声不吭，实际上是有抵触情绪的，或许也是存心要跟父亲作对，就是不动手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最后，还是由我父亲亲自操刀进行清创、消毒、缝合、上石膏固定、吊盐水。父亲始终认为，农民实属不易，能帮则帮，尽量减少额外的负担是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不但教育了几位外科医生，也使医者仁心的风范蔚然成风，而且那位患者时隔多年总要竖起大拇指夸赞我的父亲，说他有一颗菩萨心肠，逢年过节均要前来探望父亲。
1985年，父亲所在的医院选择新址重建，父亲大权在握，不少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工程队的老板闻讯，就蠢蠢欲动起来。那些人为了避人耳目，当父亲下班回家时，尾随其后，悄悄跟到了家里，目的不言而喻。材料供应商、施工队老板以不低于15%的回扣做利益输送，想以此为引诱，轻松接到这一大项目。其时，我家也正有将平房翻建成楼房的打算，如果父亲有私心，与建造医院同步进行的话，让材料供应商随便拺几车，那是不在话下的事，也无需请专门的施工队，对人家来说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父亲不会那样做，这不是他的性格，他有自己的处事原则。父亲对那些不速之客虽然一如既往地笑脸相迎、烟酒招待，他没有架子，认为来的都是客，但绝口不谈有关建筑工程上的事情，只是告知如果想参与工程项目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进行竞标，只要材料符合要求、工程质量有保证、价格有优势，完全可以取胜，至于其它的则免谈。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个水都泼不进的人，他有一句名言：拿子不该拿的物事，总有一天会肚皮痛个。为了避嫌，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被人盯上纠缠，自家的房屋翻建只得搁置起来，一直拖到1988年才动工。
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供应当今存在着许多猫腻，这是公开的秘密，为世人所诟病。而有相当多的从事人员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放弃原则和良知，一切向钱看，被冲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虽然一时得益，收获了不少不义之财，但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终的结局大多非常悲催，有的被调离了岗位，有的被开除了公职，还有的锒铛入狱。其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医药市场的逐步放开，常有医药代表带着礼品、礼金等登门拜访，希冀打开一个口子，能列入采购名录，以推销药品，并许诺以优厚的佣金作诱惑。在某些人的眼里，这可是一个极好的生财之道，会紧紧抓住不放，但在我父亲那里却根本行不通，一概严词拒绝。父亲要求采购人员必须从正规的医药公司进货，若发现由非正常渠道进来的，必追究相应的责任。对于采购人员每次报上来的采购清单，父亲总是仔细审核、严格把关。
父亲是奶末头儿子，大姑娘比我父亲大十九岁，长姐如母，父亲与我大姑娘的感情极其深厚。1988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小大姑娘二岁的二姑娘因感冒发烧，到大队卫生室打了一针，因药物过敏当夜突然离世。亲眷朋友都愤愤不平，准备追究赤脚医生的责任，并扬言要打掉那人家里的灶头镬子。父亲当即出面进行了劝阻，极力反对这种野蛮的过激做法，主张必须以合法手段来维权，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而那时大姑娘已经瘫痪在床，表哥、表嫂去了二姑娘家参与丧事活动，被大姑娘察觉了，因悲伤过度，从此一蹶不振起来。父亲天天要去大姑娘家里，打针、喂药、劝解，但仅隔四十天，即1988年4月12日（农历二月廿六）大姑娘还是离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痛失了两个阿姐，这一阶段是父亲的艰难时期。二姑娘去世时，父亲除了悲愤、把那个肇事的赤脚医生骂了一通之外，我并没见父亲流泪。而在大姑娘去世时，父亲却是痛哭流涕，任人怎么劝都无济于事，大姑娘的丧事办完，父亲就睏倒了很久。
1992年11月份，我外婆因脑梗而摔倒，留下了全身瘫痪的后遗症。外婆病倒后，由七个男女负责轮流一天二十四小时服侍，姊们七个一周各自轮到一天。轮到我母亲的那天，父亲下班后就直接去外婆家里，夜里也留宿在外婆那里，协助母亲一起服侍。即使不是轮到我母亲服侍，只要没有紧要事，父亲在上班或下班时总要顺便到外婆那里弯一下，询问情况或提醒注意事项。外婆虽然口不能言，但脑子非常清楚，哪一天父亲有事未出现在外婆的面前，外婆会咿咿呀呀地叫嚷着，给她解释一番后她才会安静下来。
1993年6月27日（农历五月初八），我挚爱的外婆还是离开了人世间。半年后，外公开始轮流在三个儿子家里生活，每家为期一个月。时不时地，父亲会把外公接到家里住上十天半月。外公一来，父亲就会把整条烟供给外公，天天早上问外公想吃什么，下班时从镇上带回来。外公喜欢啄老和（玩长牌），父亲也会不定时地给个十块、八块的，供外公消遣。外公是个有故事的人，平时也喜欢说笑，我常见他们丈人、女婿胜似父子相视一笑和交谈甚欢的场景。外公在我家是绝对的太上皇，饭桌上，外公还未动筷其他人是不敢先吃的，有父母作表率，子孙辈耳濡目染，也成为了自觉的行动。直至2002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十五），外公无疾而亡，寿终正寝，在这九年里，父亲虽是作为女婿，但丝毫不输于儿子的孝顺。
父亲在妻舅、连襟淘里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都极其信任父亲。无一例外，但凡有事，想到的第一相商人就是我的父亲。无论翻建房屋，还是小囡结婚、生子，事无巨细均要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而父亲也总是不遗余力，事里事外问心，既要出力，又要出钱，从无二话。
我母亲姊们多，尽管读书很好，但那时重男轻女，读到二年级时因要带弟妹、做家务，不得已而辍学。我从三年级起就担负起给父亲写信的重任，直至父亲转业。记得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是毕工毕正的宋体字，虽然是寥寥数语，父亲收信后喜不自禁，还把信拿到战友之间传阅，这是父亲在回信时特意告知的。正是在父亲的鼓励下，信越写越顺手，父亲的每次回信总不忘把我写的原件附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写得好的句子、词语还会画上线条，加以重点评述。父亲在信中极少提及我们姊们三个读书学习的问题，但总会不嫌其烦、甚至是絮絮叨叨地说着为人处事的道理，教育我们要孝顺长辈、兄友弟恭、尊敬师长，所以直至现在即使遇到平辈，我们姊们三个都不会直呼其名，要么XX哥、XX姐，要么XX弟、XX妹。
我与父亲的书信联系在父亲转业后曾一度停顿了，但我于1984年离家后随即恢复，直至1996年家里安装了电话，改由电话联系，觉得方便多了。记得，在我入党前，单位组织科的人员去父亲所在医院外调政审，正好是我父亲负责接待的，随后父亲即写给我一封厚厚的信件，除了道贺之外，更多的则提醒和勉励，谆谆教诲犹记于心。
父亲写的字极具功力，用不同的书写工具写出的各种字体均有板有眼。父亲转业回崇明后，每年春节前夕，总是抽空动手写门对。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内容寓意深刻，不知情的外人见了，赞不绝口，以为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对联。父亲写给我的信件，单位同事在转交给我时总是满脸的惊羡，说信封上的字堪作字帖了。
似乎父亲从未过问过我学习上的事情，不问学习成绩，更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甚至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也没有指手画脚——悉听尊便，对我是放牧似的散养着。但在我读初二时，父亲利用驻防在深圳的便利机会，特意托人从香港买了一块进口的西铁城全自动手表，独独送给了我这个奶末头，我成了年级里唯一一个居手表的学生，而且又是名表。那时候，还有许多老师也不居手表，即使有，好一点的无非是上海牌之类的。年幼无知，虽然当时不懂父亲的用心，但因为有了手表的缘故，我对时间概念却把控得很好，再也无需由母亲每天喊起床、催促着上床睡觉。那块手表一直陪伴着我的成长，直至有了手机以后才不戴。
我参加了工作、结婚生子，忙单位里的工作、忙小家庭的经营，很少主动去关心父母，总以为今后有的是机会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然而我是彻底的错了。
1997年年底，父亲退休了，闲赋在家，照理可以颐养天年了，而我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很难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父亲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而让父母来沪住上一段时间，却像是把他们圈在了鸡棚里，一点也不习惯，呆上一个星期的话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一般。用母亲的话说，去趟上海就像生场毛病。几次之后再也不愿来上海，一则他们与我周围的邻居不熟悉，整天呆在房子里，实在是厌气相；二者语言不通，听不懂上海话，偶尔去菜场、超市，与人也无法交流沟通。因而一到了寒暑假，父母宁愿让我把女儿送回到乡下，由他们带养，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几次想要趁父母身体状况尚好，还走得动，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出去旅游。父亲总是借口说，全国各地他大多去过了，看过了也不过如此，推三阻四地不肯去。其实，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工作忙，一怕我影响工作，二怕我经济上额外的付出。为子女考虑得多，而不求子女的回报，这是父母亲的一贯做法。
2012年，我另买了一套房子，乔迁新居热宅时叫父母过来自己人一起庆贺一下，我许诺开车接送，哪怕是当天来回，但也就是不从，倒是担心我因为搬家而累着了，说要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再来也一样的。直至父亲离世，父亲也未能踏进我家的新居半步，还不知道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