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断多年的高考重新恢复，在乡村小学代课的王坤考入华中工学院，班上有5个已婚同学。
事实上，恢复高考后的两三年里，高校对考生的身份和年龄限制放得很宽，许多已婚知识青年纷纷报考，有些考生甚至已经做了父母，但他们进校后，也不得不忍受别妻离子的煎熬，和其他同学一样住集体宿舍。
“考进大学后再结婚？那是天方夜谭！”王坤回忆，当时一开学，系领导就开会宣布了几条“铁律”，其中一条就是不能谈恋爱，否则就“卷起铺盖回老家”，更不用说结婚了。学习机会得之不易，以身试“法”的成本又实在太高，尤其是 “新三届”（特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当时的唯一想法，就是拼命学习。
随着思想的坚冰被打破，各种思潮在高校次第涌现，如作家张者所说，校园里的几乎每一个青年男女，“心中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或者将情书偷偷夹在书里，以借书的名义彼此传情；或者在草坪上坐着，轻轻吟诵几句诗歌，享受甜蜜；爱情，就像是春天里的草，挡不住地生长。
而高校，对大学生的婚恋管理依然非常严格。甚至有学工老师，对学生恋爱情况进行或秘密或公开的调查，强行拆散所谓“死不悔改”者，以此作为一种惩罚和警示手段。
余菲婧，1988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在她的记忆里，谈恋爱会影响毕业鉴定，进而影响分配，所以同学们大都比较谨慎，“但是只要不太过分，恋爱也还是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然而，对于一些有“过分举动”的学生，学校一旦发现则毫不客气。“我认识一个昆明工学院的女生，长得很漂亮，有一次在寝室里跟男朋友亲热，被老师当场抓住，直接就开除了。”余菲婧至今犹觉可惜：“没办法，校规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是不能违背的。”
已无法查证到底有多少所高校，将“不允许谈恋爱”写进校规。而1990年之后，这些校规陆续开始修改。
1990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这是中国恢复高考以后，第一部正式的管理大学生的行政法规。作为各高校制定校规的最重要之依据，规定里并没有出现禁止学生谈恋爱的条款，紧闭的大门开始稍稍松开。
但是，规定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表面上看，这个有些拗口的句子，说明了对“擅自结婚”的处理措施，但实际上，它强调的是高校对在校大学生结婚的审批权和否决权。
寥寥25个字，实则是一条“禁令”，自此，在校大学生结婚被教育管理行政部门正式判了“死刑”。
颁布“禁令”的明显理由是，囿于有限的教育资源以及中国特色的高校管理体制，在校大学生一旦结婚，诸如住宿、小孩落户等一系列难题便接踵而至。“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出发点有合理的因素。”十多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在分析这部规定的颁布背景时说：“学校怕影响大学生的学习，也怕影响教学秩序。”
禁则禁矣，随着思想观念的进一步开放，恋爱事件有增无减。热恋许久的大学生，虽然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也必须熬到毕业之后才能登记结婚。与这样的矛盾局面相应的是，1990年代中后期，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摆在高校管理者面前，那就是大学生频发的 “两性关系”。
“通常的对策是*一儆百。”一个曾担任过学生会干部的学生，对当时的做法记忆犹新，“会有一些学生自查队搞突击检查，那些踏入雷区的学生，大都会受到通报记过甚至开除学籍之类的严厉处罚。”
尽管有些高校对在校研究生的结婚陆续采取一些变通手段，比如，两个研究生恋人年龄相加超过一定的岁数，则同意结婚。但是，对于占大学生群体绝大部分比率的本专科学生来说，“结婚即退学”，依然具有无情的“*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