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3年4月15日，北大国发院举办EMBA论坛第77期。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的演讲整理。
什么是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成因和最优政策工具。
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排放污染但不需要为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埋单，造成污染排放的超过社会最优的水平，这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现象。环境经济学家研究市场失灵的原因、特点和程度，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环境经济学家希望社会能接受使用经济政策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在现实中，政府遇到问题往往首先采取行政措施，如发放许可证、关闭企业、限制用电等，这些措施带来过高的减排成本。经济学家一般不建议采取这种措施，而是建议通过调整价格、改变成本和盈利性等方式，使企业和个人做出不同的选择，以实现社会的期望目标。
当然，经济政策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双碳目标、经济政策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关于双碳目标，我们将探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可能性和意义，以及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面临的成就和挑战。
对于解决方案，我们先探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选择和产业构想，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上。之后，我们还将讨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中国面临的环境与气候压力
中国近年来的环保努力大体上分为控制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两大领域。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各界都在关注和研究气候变化。在环境治理方面，中国政府过去40年一直在不断努力。前20年中，政府主要以理念上的倡导为主，后20年开始落实到实际行动，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疫情几年，蓝天数量明显增加。但最近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天气和雾霾反复，提醒我们环保工作的成果还不稳健、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2023年这个春天再度频发的沙尘暴，让我想起中国在2006年开始着手环保工作时的一段往事。那年举行全国环境大会，正值北京遭遇30年来最大的沙尘暴，北京城地面都被黄沙覆盖。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时，不仅强调了环保的重要性，而且正式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制定量化的环保目标。从此，我们的环保工作进入了“十一五”节能减排期，计划期末能源使用强度减少20%。
环保并非一蹴而就之事，沙尘暴的再次出现提醒我们对环境问题仍需持续关注。我们虽然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成就，但仍需加大投入，继续努力。生态恢复也需要持续投入，才能防止水土流失和沙尘暴再次发生。
气候问题是国际问题，解决不容易，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气候行动之间的平衡。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有助于加快问题的解决。我们本身也愿意在环保行动上更加有力，这也是我们作为大国的应尽之责。我们从世界各国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经验，尽管起初我们也曾抵制过其中的一些做法。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气候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国外一家气候网站发布了一张展示全球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的图表。此图表显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2002年一直缓慢上升，但从2002年以后急剧增加，呈现超常规增长。到2010年，这种超常规增长带来的超额排放达到接近50亿吨。中国在2002年以前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趋势也比较缓慢，大约2-3%。但是2002年以后开始超常规增长，到2010年时超额排放达到40亿吨。两个图像放在一起可知中国的超常规排放的增加对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局带了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气候行动需要重视中国的态度。如果中国不参与气候行动，全球气候行动就没有意义。
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中国必须在减排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然而，中国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均收入并不高。如何解决碳排放问题，将是对中国全社会的重要考验。*主席提出了中国的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这既是响应国际社会的期望，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增长模式极为重要
1990年代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于亚洲模式或亚洲奇迹的探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比较不同的看法。
保罗·克鲁格曼将亚洲四小龙的增长与1950-196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增长进行了比较，并回顾了国际经济学界在上世纪50-6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总体而言，他不认为亚洲模式特别是中国的增长模式有特殊的地方，因为他的分析结果表明，亚洲模式和前苏联东欧的模式非常相似，都是依靠高投入来实现增长，一开始是投入劳动力，后来是投入资本。然而，随着投入要素的增加，必然会面临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也是后来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有些经济体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亚洲四小龙或中国能够避免这种不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问题呢？高投入模式早晚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低效率则是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数据表明，中国几十年来的GDP增长速度很快，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是特别高。相比之下，过去一个世纪，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3%左右，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而不是GDP的数字。因此，我们需要注意高投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当然，国内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推算存在不同的意见。
2000年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关于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在“十一五”期间变得非常热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突然出现的民工荒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数据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中国劳动力的数量正在下降，这意味着中国二元经济的黄金时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经济增长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长的转型方向是什么呢？未来可能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因此中国创造GDP的技术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然而，2012年以后，我国出现了产能过剩，很多原本是支柱产业的行业，如钢铁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产业结构调整由此迅速发生。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2013年以后，空气污染尤其严重，因此环保逐渐成为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内容。
环境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
我们的研究方向是环境政策，聚焦于从环境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模式。
将环境变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中国加入WTO。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受限，许多产业未能得到发展。加入WTO对我们从环境角度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机会。
随着贸易自由化，中国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发展。自由贸易是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能够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在加入WTO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贸易自由化，中国的纺织业将获得更大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表明，没有自由贸易时，我们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存在很多不一定正确的猜测。而实现自由贸易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哪些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并分析背后的原因。
将贸易、环境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说是“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个假说是指，当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自由贸易时，可能会促使污染产业从环保政策从严的经济体转移到环保政策从宽的经济体。
虽然这一说法被广泛传播，但要证实假说是否真实存在，并不容易。美国经济学家阿里克·莱文森（Arik Levinson）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的数据。美国的环保政策也存在变化，但由于其联邦制度的存在，各州的立法和执法体系不同，因此潜在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可能存在。然而，基于美国各州的数据分析，目前还没有发现明显的污染避难所现象。
那么，有没有可能污染转移到了美国之外？美国很多跨国企业将制造车间建在国外，例如英特尔在中国就设有加工厂。这是否是因为美国的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从而促使很多公司把环境污染的加工厂转向中国？他的分析是否定的。我们需要用中国的数据来进行验证。
加入WTO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检验中国是不是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在经济学领域，识别因果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来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
自2002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享受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红利，经济发展迅速，GDP增长率超过10%，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提供了数万亿的资金支持。同时，对大学的投入也大幅增加。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呈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欧洲从1970年代开始二氧化碳排放就逐渐下降；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下降，加上页岩气革命助力，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超出预期。印度也是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国家，但是总量与中国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因此，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速度过快，引起全球关注。
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的主要途径，是寻找反事实的对照工具。例如，我们想知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导致了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就需要找到一个“反事实”的情况，即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二氧化碳排放又会是什么情况？然而，全球没有和中国发展情况相似的经济体，所以要找到“反事实”并进行统计分析就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使用合成控制法，找到其他国家作为中国的潜在参照系，利用算法找出最优的权重，构建“反事实”的中国。将中国加入WTO前后的真实二氧化碳排放轨迹与合成的中国的排放轨迹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加入WTO对中国排放的影响有多大。
要分析“污染避难所”现象，还需要考虑中国加入WTO是否导致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以合成公式法为基础，我们找到了一个合成的美国用于比较。结果发现，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显著下降。因此，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差异，推断出中国加入WTO以后造成美国本土的二氧化碳排放明显减少。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分析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变化与中国加入WTO后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尽管这看起来像经济学的练习，但对于理解国家发展具有一定的帮助。
用碳足迹解开谜团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污染避难所”现象。
“污染避难所”现象还导致另一个结果：我们原本以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数据表明，中国真正实现大规模出口增长的反而是电子机械和普通机械等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后者与碳排放的相关度明显更高。
这里就要用到一个新的概念或分析工具：碳足迹。碳足迹可以反映一个出口品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比如，对于汽车的碳足迹分析表明，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并不在汽车组装厂，而是在钢铁厂、金属冶炼厂等上游链条。因此，通过计算碳足迹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这个碳足迹是排除了进口原材料的碳足迹，基本上是中国境内的碳足迹。
不同出口行业的碳足迹也不同，其中电子机械和普通机械两种行业的排放量最高。如果将它们归类到一起，可以发现在2002年前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足迹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碳足迹。
因此，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这一现象已经被证实。更多的数据也表明，WTO真正给中国带来的是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高速增长，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增长。而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是高碳的行业。
因此，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了世界工厂，但也成为了最令人担忧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之一。
最后，我说一下增长核算的结果。通常情况下，GDP增长可以分为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但在过去没有考虑环境要素。如今，环境因素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将其考虑在内。
之前，不考虑环境要素的增长核算框架表明，资本和劳动力对出口行业增长的贡献都是正的。一旦考虑环境要素，根据不同公式和调整年份，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基本上归零或不显著。而贡献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碳足迹。
综上所述，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推测和分析。在中国，环境要素的成本最低，因此在没有环保措施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往往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转变增长模式势在必行
我们的分析表明，除了牺牲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非常大，全要素生产增长率约为百分之四五左右。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没有管理改善、体制改革、或者生产效率提高，就无法拥有竞争力。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环境要素的贡献非常重要，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有很大贡献。
关于增长模式转变，我们北大国发院的黄益平老师有一个很出色的阐述，他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式增长转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常态。
奇迹式增长的源泉是二元定价体系。即最终产品基本上由市场定价，要投入要素却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政府定价，或人为压低要素价格。这就给制造也创造了超额利润的空间，带来了所谓奇迹式增长。
金融要素的政府管制，使某些行业、企业长期享受较低的资本要素投入成本，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就是环境要素，如果没有环保政策，环境要素对制造业来说几乎是免费的，这些扭曲的要素价格都会给制造业带来额外的利润。
常规增长指的是投入要素的价格也将逐步由市场定价，过去的多余利润就难以持续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率显然不会像过去那么高。现在的常规增长率大概在5%，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这种下降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还包括增长模式的转型。
环境要素往往不存在一个可交易的市场，因此政府运用价格手段纠正其价格缺位很重要。这就催生了环境要素定价的政策体系，如总量控制和排放权交易，如污染税、碳税。
当然，经济增长模式还需要依靠效率和全要素市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这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市场。为了保持较高的效率和技术进步，将来我们仍然需要相信市场，不断消除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
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能源结构的调整十分关键，未来的终端能源将全部电气化，而电力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60年可能完全放弃使用化石能源。
同时，我们还需要采用碳去除技术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政策推动是实现能源结构变化的重要手段，农村的“煤改气”已普遍转向”煤改电”。终端能源大部分是电，并且氢能也是可靠的能源来源。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突破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经济政策是导致能源结构变化的关键。
在过去，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手段，如限行、限号、零点行动、拉闸限电等。这些手段虽然能够快速见效，但反弹也很快，社会成本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施长效机制，降低社会成本。
长效机制的实现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对破坏环境的执法强度，并采取经济政策来实现目标。相比行政手段，经济政策的成本更低、更友好、更公平，能够更好地促进市场竞争。
在过去的节能减排中，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很多都是遵纪守法的，并且在环保方面做了很多投资。因此，在实施长效机制时，需要更加公正地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
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价格手段，一种是数量手段。数量手段最重要的代表是碳交易，目前我国已经电力行业的碳交易，将来还要推广到更多的高排放行业。此外，碳税也是一种重要的价格手段。
我一直强调环境税和碳税，因为我认为我国环境污染控制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执法力度不够。然而，环境执法的权利主要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环境执法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最近，碳交易中出现了很多造假现象，过去也有地方环保局长跑到检测站去修改数据的造假情况。地方政府在环保和减碳方面与企业合谋，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减污降碳的积极性。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欧盟出台了边境调节机制，并且会分阶段越来越严格。根据该机制，所有出口行业的碳足迹都将成为征收碳关税的依据。如果边境调节税征收了90欧元的碳关税，而出口企业能够证明其在国内已交纳了90欧元的碳税，则无需再次缴纳。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向欧盟缴纳这笔税款，因此这一机制可能会促使各国建立自己的碳税制度。
如果美国和欧盟都推出边境调节机制，那么中国出口行业征收碳税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最后，我想指出碳中和不仅涉及到二氧化碳的排放，还需要考虑如何吸收二氧化碳。据丁忠礼院士称，即便到2060年，中国每年还有二三十亿吨的二氧化碳不得不排放。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采用一些碳去除技术，如目前最成熟且成本最低的是森林碳汇等，以吸收或去除这些排放物。
在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曾提到中国的气候行动有三个主要方面：政策制定、能源转型和森林碳汇。解主任还表示，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种植700亿棵树。这个数字很大，相当于国土上增加5%的造林面积，约为5000万公顷。
然而，以上措施仍不足以达到目标。目前中国森林覆被率已经达到24%，森林碳汇仅有7.8亿吨。与二三十亿吨的碳汇需求相比，差距较大。中国的森林面积增长很快，但是质量改善很慢。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为每公顷137亿立方米，而中国仅为每公顷80亿立方米。如果我们不向世界平均水平看齐，就无法达到目标。单位面积蓄积量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森林总碳汇量将达到11亿至15亿吨。
此外，木材的使用可以替代一部分钢筋水泥，起码可以替代三分之一的建筑材料。我们还需扩大木结构房屋的建造，扩大建筑立面、门窗、地板对木头的使用率。代替三分之一建筑材料，合计减碳10亿吨左右。
因此，新增的碳汇加上产品替代，总和贡献有希望超过20亿吨，几乎可以完全达到碳中和的要求。前景是美好的。
目前，森林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政策的限制。过度保护的大环境也不利于提升提高林业生产力，提升森林质量。质量如果国家限制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并且全社会都认为砍伐木材会破坏环境，动不动就禁止砍伐，就会严重降低森林的经济价值，最终没有人积极投资于森林改善和管理，从而导致森林质量一直处于低水平。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经营森林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对改善环境（增加碳汇）起到重要作用，这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