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庄秋水
主题：在民国元年想象民国
时间：2022年2月12日14：30
地点：雍和书庭
嘉宾：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庄秋水 媒体人、纪录片人
主办：后浪出版，雍和书庭
判断一件事在历史中的影响度，不能只靠后来通约化的史书
杨早：今天（2月12日）是个很特别的日子，110年前的今天，清廷宣布退位，从那天起真正开始进入民国。
庄秋水：正好我以前写过一篇长文章，题目是《帝制中国的最后时光》，就是把2月12日这一天作为时间切入点，讲在此前后整个帝制是怎么倒的。所以我先来做一个引子。
大家刚刚过了年，我们过的这个年现在叫春节，而阳历年元旦是1月1日。其实中国以前是没有阳历这个纪年方法的。我印象中应该是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他辞职之后同一天，清廷发布命令，准许人们剪辫子，还有就是改成阳历纪年。在此之前，围绕纪年在当时争了很久。比如革命党，就是同盟会这帮人，主张用黄帝纪年；还有人主张用孔子纪年，就是从孔子诞生那天开始纪年。
大家知道，中国讲“定正朔”，非常注重历法，因为这代表着你从上天得来的法统。1912年正式开始推行公历纪年，很多人不接受。当时有一个对联特别著名，好像在长沙土地庙，上联叫“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下联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大力推行过阳历年，1月1日，但到那天也就挂挂国旗，政府宣传一下，民间仍然要过我们现在的农历年，也就是春节。
整个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但在1912年2月12日前后，有很多东西马上要改，激起反响最大的是“剪辫令”—— 1912年3月份大总统令，要求命令到达地方20天内必须执行。我记得梁启超说他们家的厨子辫子被剪之后痛哭流涕。当年满清入关，叫“留发不留头”，现在又要把这个辫子剪掉，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事情。有些东西可以用一纸命令强制推行，但有些东西可能一百年都没有断绝。这些杨早师兄《元周记》这本书里都写到了。
杨早：我现在不管聊书还是聊别的什么，都不是很愿意用那些大的概念去统摄一切。因为我们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可以推想，即使同属一国，大家的关注点仍然天差地远，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倒着推想一下，110年前，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判断一件事情在历史当中的影响度或者震撼感，不能够只靠后来通约化的史书，因为任何史书都会遮掉一些东西，突出一些东西。
使用阳历纪年，中国开始进入现代
杨早：现在史书里说到民国元年，说到辛亥革命，一定会强调国体的变化、政体的变化。但是站在民国元年来看，某些事对某些群体的影响，可能还大于国体、政体的变化。比如上海县的城门不关了，这件事对上海影响很大。因为在清末，一到晚上城门一关，你就回不了上海县城了，只能住在租界。所以四马路那边的妓院有一个名词叫“借干铺”，意思是说并非我想在妓院里留宿，我只是因为城门关了回不去，所以我在这里借宿一晚。“干铺”，就是不发生任何别的事情，就是住一晚上。但是不是真的“干铺”，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么个说法。现在城门不关了，大家就失去了这个借口。这就对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产生冲击，这种影响就可能超过了皇帝退位。
那从帝国转换到民国，对所有当时的中国人都会产生巨大冲击的是哪些事呢？一个是时间，我们的时间观念被改变了。大家可能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新历与旧历转换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你想想，不说过端午、过新年这种节庆，就说以前的商户，是习惯于三节结账——端午、中秋、新年，这三个时候去上门结账。平时基本都是赊账——这是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用“花呗”。到了过节的时候，商铺会上门很客气地说：“您要是有余钱，再借给我点儿？”他是债主，但他要说“您借给我点儿”，当时就是这样的商业习惯。
现在时间改了，那商家是新历的8月15日来要账，还是旧历八月十五呢？这是个巨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国引进了财年——财政年度的制度。那这个财政年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用新历算还是旧历算？跟世界各国怎么接轨？这是很大的问题，对整个国家的财政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时间的改变不仅仅是过不过旧历年那么简单。
庄秋水：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什么当时改用阳历年？就是我们要跟世界对接。包括晚清使节出使去国外，没法跟别人的时间对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上海海关开始，在近代引入了新的时间概念。纪年改变好像有点“时间开始了”的感觉，我们进入现代了。
杨早：我们研究历史的，看书上写到的任何一个日期，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阴历还是阳历？尤其是清末民初，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就得通过前后文来判断，相当麻烦。
关于使用阳历，民元前后大家基本上有共识，连清廷都愿意用阳历，虽然不乏反对者。而从什么时候开始纪年呢？清朝一定还是叫宣统三年；如果用章太炎的说法，那就是黄帝四千六百九年；如果用康有为的说法，就是“孔子降生2489年”。最后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团表决通过使用阳历，称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这就是时间的改变。时间对当时人影响太大了，出现各种问题。包括我在《元周记》里也写到，武昌那些公务员，新历的5月5日他们偷偷放假，后来被别人查处了。到旧历的五月初五又放一天假，一年过两次端午节。
三百年来，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自由
杨早：第二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身体，也就是刚才说的剪辫问题。剪辫子说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复杂，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别讲究礼仪和符号化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在座各位，现在还在正月，谁去理发了吗？谁家有舅舅敢去理发的吗？你可以不在乎，但是舅舅很在乎。
庄秋水：北方特别讲究正月不能理发，一理发就死舅舅。
杨早：我前两天去理发，特别好约，以前约不到的师傅都随便约。礼仪看上去没那么重要，比如过年回家，说起来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返乡，但是一旦真要“就地过年”，很多人还是会心中非常歉然，因为回乡过年是一个强大的民俗习惯。头发也是这样，一开始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剪着剪着，到了二百多年之后，就变成让我剪我都不愿意剪了。
庄秋水：当时清朝入关的时候，在江南激起巨大的反抗，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多尔衮下的薙发令。当时很多江南士族没法接受这个事情——我可以投降，但是你让我剃头不行。
杨早：有好几个县已经投降大清了，但是一听说要剃发又不干了。因此身体对一个人的选择影响，那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最近在说另外一个道理，其实我们要这么看，从二百多年前清军入关时候“留发不留头”，到1912年剪辫令——其实这条命令并没有真正那么严格。像杭州很典型，杭州下达剃发令，说旧历年前必须都剃掉。结果呢，像鲁迅小说《风波》里七斤那样的农民就不敢进城了，进城就要被剪头发，在乡下还好。他们不进城，后果是什么？杭州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杭州所有的垃圾运不出去，粪便也运不出去，就完蛋了。在这种逼迫下，军政府也不得不改口表示，“那好吧，这个剪发令推迟到年后吧”——这就说明剪辫令在推行过程中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了。这个过程说明什么？说明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还是在往自由的路上走，还是会越来越自由。
但是其实中间会有反复。比如在上世经70年代，那个时候走在成都的街头会被剪裤子的——一旦看谁的裤子过宽，直接上去就剪掉，而且剪得很深，搞得那些女孩没办法，在街边哭。
庄秋水：剪的人是谁？
杨早：就是一帮义愤的群众，觉得你这样有损市容，所以要剪。很多女孩就只能拿手绢把它绑好，赶快回家换裤子。那时候出现这种笑话。
总的来说，这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包括对身体的处置，还是往自由的方向在转型。我们想染发就染发，想挑染就挑染，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在走向进步。身体的问题跟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有没有信心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才彻底消除裹脚陋俗
杨早：但是民国元年有一件事没能反掉，那就是裹脚。这一点是不是说明，男的身体改变比女的改变要容易？
庄秋水：其实在1904年还是哪一年，慈禧太后已经下令了，要求废除这个。
杨早：满清是一直不裹脚的，满人不裹脚。
庄秋水：他们入关的时候就反对裹脚，后来发觉禁不了。跟后来要求剪发一下剪不掉一样，也就承认了——我们满族人不裹脚，你们汉族人要裹脚随你们便了。
杨早：当时裹脚还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气节的象征，有一句话叫“男降女不降”，就是男人没办法，要穿清朝的衣服，要梳辫子；女性服装不变，裹脚不变——汉族妇女的自我伤残，还变成一件好事。很有意思。
庄秋水：后来国民政府曾经也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推行，彻底要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消除落后的、落伍的、愚昧的象征，到1930年代，中国社会才彻底消除裹脚的陋俗。由此可见，真正涉及到人的社会生活和身体层面的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最顽固的。
缠足这个事，从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就把它视作是非常残忍的，是整个社会愚昧的象征。传教士们走上层路线，找李鸿章这些大员做说服工作，也在社会上办杂志、到处宣传“中国女性裹脚、不接受教育，这都是造成中国愚昧落后的重大原因”。直到后来像康有为他们才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改这一点，在国际上没法翻身，名声太差了。
康有为和维新人士组织了放足会、天足会等。但是你想多难。当时为什么女性会选择这种残害自己身体的行为呢？因为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如果不裹脚你就嫁不出去，或者嫁不到好人家。所以后来“放足会”就有一条会规——我们的子女在这个圈子里面通婚，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结婚，这样就没有婚姻的后顾之忧了，才可以放心大胆去放足。用了好几十年、近一百年的时间，缠足这件事才算彻底消除掉。
也是发生在1912年，当时宋教仁和蔡元培他们组织了一个社会改良会，一共提出36条。现在看这36条，涉及有特别重大的社会议题，比如不再纳妾，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再嫁自由；也有很小的方面，比如不要打骂你家里的佣人，包括不再磕头，用作揖或者是鞠躬代替磕头。大到后来民法里面《婚姻法》规定的方面（1949年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小到我们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礼节的变革，在当时是很全套的东西。但这些真正发生变化，也是要几十年，有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彻底废除。
现在发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观念上，仍有可进步的空间
杨早：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晚清最初主张反对缠足的这些人，全都是男的。女性是后来才加入的。
庄秋水：女性是不愿意的，后来推行放足的时候有女性要去自*呢，因为让她放脚她不干，觉得“这样我还是个女人吗？”
杨早：而且这些人主张放足的理由，现在看来也很奇怪——并不是说缠足伤害了女性的身体，对女性构成了压迫，而是说缠足让中国一半的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和行走能力。
庄秋水：还有一个就是“种强则国强”，认为缠脚会影响血液循环和分泌好的高质量的乳汁，对培养下一代不利。
杨早：所以，重要的是女性缠足以后，第一她不能当一个劳动者，第二是她不能当一个好的母亲。注意到没有，放足的出发点是这个，是女性不能够很好地履行国民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来反对缠足。
这样一个思路，到了民元的时候体现为什么呢？在1911年底的时候，上海就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号召女性参与北伐。但是到南北统一以后，在北京举行大会，同盟会跟其他几个小党联合成立国民党，在这个会上他们宣布一条规章，说我们不接受女党员，女子没有投票权。这个事特别大，因为当时沈佩贞、唐群英她们这些老同盟会员就火了，上去就给宋教仁一个耳光。其实这条也不是宋教仁的主张，之前在南京唐群英她们已经找孙中山闹过了，就是为什么不给女子选举权。民国成立以后，一直没有同意给女性选举权。
庄秋水：一开始主张的时候是这样宣传的，说你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将来就有选举权，妇女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杨早：那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所以在民元时候，女性不是一个热的话题，但它是一个潜在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话题。如果你仔细看报纸，会发现在英国正好也爆发了强大的女权运动，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为了唤起整个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她们不惜走上大街去打烂商店橱窗，暴力毁坏公共建筑，用这种方式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庄秋水：对，就是争取选举权。
杨早：还没有谈到被选举的问题，只是选举权，都要采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在争取。所以这件事上中西是呼应的，1912年，女性都在争取权利。
庄秋水：全世界女性是同步的，相当于女性的第二波觉醒年代。英国最终是1918年女性有了选举权，但是给划定了一个年龄——30岁以上，可能认为女性30岁就成熟了或者有见识了。
杨早：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很大原因是因为1914-1918年的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男性在战场上牺牲了，需要女性去工厂做工来填补这个空缺，这种局面加速了女性选举权的获得。
1912年，看上去好像很远，已经110年了。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这些问题到现在解决了吗？我觉得我们还在路上，还在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现在确实可以发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在观念上，我们能不能自觉地去呈现自己对社会改良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能不能体现在实践中？我和秋水都很看重教育，我们怎样能够通过教育去让中国下一代的观念有所转变，而不是教育只是教知识，让下一代观念依旧。
对于历史整体关照而言，“常”比“变”更加有用
庄秋水：1912年3月5日，当时的《时报》对于新旧的快速变化有一个总结，它说：“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这篇文章名字就叫《新陈代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史料。
感觉仿佛新旧一夜间，而事实上，很多东西的变革已经持续了很久。比如1912年秋天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共和国教科书》，那套书其实从废科举、推行新教育体制之后就一直在编。它编辑理念的第一条，就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共和国公民的人格，一切要以儿童的本位来出发”。这跟传统的教科书就很不一样了。之前传统蒙学读物，大家都知道是“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都是要背诵。虽然也有通识教育比如历史的成分，也有一些植物学、动物学的知识，但总体来说比较远离小孩子的天性。
后来到19世纪末期，慢慢有一些新东西进来了，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影响，才开始编教科书。这是一个过程，包括改编《三字经》为《时务三字经》，把五大洲、东西半球这些传统读物没有纳入的地理知识，包括西方历史，都纳到这个体系里面去。从教育体制和教科书的改变，能看出其实从晚清以来，社会上就在缓慢改变。
杨早：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的特点之一，是它对时事的反应非常快速——四月份发生一件大事情，到八九月份出书的时候，就已经编进课本里去了，而且是足足两课的内容。什么事呢？泰坦尼克沉没。速度之快，我觉得现在都很难想象。对于1912年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要教给小孩子知识，更多的是要把教科书当成一种传播启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塑一种民国的观念。
庄秋水：后来到三几年的时候，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那套开明书局国文课本，就是完全的白话文了。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编教材这个事情里了。
杨早：是这样的。我觉得教科书是我们研究国民心态和国民知识、国民常识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一辈子所有的知识，都从教科书里来的。像《开明国文讲义》那套书，编出来本来也不是给中小学用的，而是给每天上班的“社畜”们自学用的，给那些没有接受到太多正统教育的店员或工人自学用的。因此也编得特别的实用灵活——切实地教人怎么写文章，怎么用字词，怎么写信函，是真正塑形一个民族心理特别重要的因素。反而比教育部发布的教材更加影响深远，现在也成为了经典。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用抄《申报》的方式来结构《元周记》原因。作为历史写作者，我们都知道，写“变”比较容易，一个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也好，“庚子事变”也好，太多的资料留下来，大家也喜欢看到这种“动”的感觉。比较难写的是“常”，就是日常的生活。为什么1980年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引起知识界巨大的震撼？就在于这本书写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年份——1587年，这个年份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但是往前往后，能看出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
所以写“常”比写“变”要难，“常”也没有“变”那么好看，但对于历史的整体关照而言，“常”比“变”要更加有用。变的时候，根本不会在乎后面会怎么样，光复、革命、改朝换代，一切都是打碎了重来。但到了1912年，问题就都出来了，我们怎么重新设计这个社会？我们怎么重新运行日常生活？每个人都因此产生对民国、对共和不同的想法。
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