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视频不在华美，有真知则名；文章不在名气，有灼见则灵。这儿有独立思考，无人云亦云；这儿绝不蹭热点，绝不炒夹生。学习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
谈起清朝的灭亡，一般都会从军事原因、经济原因、科技原因、文化原因、政策原因等几个方面来论证。有人提出是因为闭关锁国、制度落后，而学习西方正好是南辕北辙。虽然，从这些方面论证也有道理，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体现这个朝代灭亡的特点。凡是朝代兴衰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因素，但是各个朝代的灭亡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而本人认为清朝的灭亡在特点方面的论述就很不够。在这儿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
我下面也结合民族、制度、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尽可能地体现特点，来论述清朝的灭亡的原因：
第一、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排斥汉族、忌惮汉族。这是其灭亡的深层的民族原因。满汉矛盾贯穿于清朝的自始至终，只是在不同阶段其表现不同。历史上没有少数民族能长期统治汉族而不垮台的。由于是异族统治，处处设防汉人。元朝是蒙古族人统治，才短短“九十年，国祚废”。清朝是满族人统治，却历经“十二世”两百六十多年“清祚终”。这个统治不可谓不长。金人夺取明政权后，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用极其残暴的血腥镇压手段镇压汉族，“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对汉人上层人士进行笼络，祭孔庙、祭明孝陵等等。在制度上继承了明朝的许多做法，如科举制度、六部制等。
排斥汉族、忌惮汉族，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甲午战争。清政府不愿意北洋水师胜利，想牵制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虽然当时政府只能借助汉族势力，才能勉强支撑，但是如果甲午战争胜利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集团，声势必将如日中天，形成更加强大的汉族政治势力。可现今清政府如此羸弱，卖官鬻爵、贪腐成风的八旗子弟，根本无法与汉族势力对抗。因此只有打压汉族势力，才能避免逼宫事件的发生。北洋水师不是不能赢也，是不准其赢也。不是不能打胜，是不能让他们打胜。所以有钱也不给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在未开打之前，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通过列强势力打击和削弱汉族势力，以满族利益牺牲国家利益，这是延长其统治的愚蠢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
北洋水师舰船
为延长其统治，仿效君主立宪，西元1911年5月，清廷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在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只有4名，蒙古族1名，满族却有8名。如此一搞，让汉族官僚对清廷彻底失望。
第二、取消科举制，失去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这是其灭亡的制度原因。已经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的取消，堵塞了人才的上升通道，尤其是堵塞了下层年轻人、贫穷学子的上升空间。升官的大多是出国留学的人和有家庭背景的人，而这些人却是有钱人。科举制废除于西元1906年。西元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即数理化类。清庭招准自西元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课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在废除科举制后，新的用人机制并未建立。人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首先是科举制被废除后，清朝并没有建立新的选官制度。全国选拔官员没有统一的标准，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其次是选拔上来的官员是五花八门，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最后是由于没有统一的选官渠道，很多官职出现空缺后，没有新的官员来上任，人才缺失越来越严重；第四是整个社会思想非常混乱，科举在当时不仅是选官这么简单，也是用儒家学说统一、控制当时思想的重要途径。而科举制废除之后，由于没有新的统治思想，西方思潮泛滥，所以整个社会思想异常混乱。
科举考试是官员的选拔机制，代之以新式学堂教学方式，制度上存在严重缺失。用学堂教育方式，取代私塾教育这本身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取代科举制，从而取消选拔官员制度，这本身就是南辕北辙。
第三、财权向地方的转移，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开始被削弱。这是清朝灭亡的经济原因。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国安在《集权与分权：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调整》中说，“从起运与存留（这两个概念我们简单把它比作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比例来看，清代中央有逐渐加强集权之趋势。清初，存留与起运各占一半，随着军费开支和中央财政的匮乏，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存留进行削减，地方存留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地方存留一般不超过25%，嘉庆末年甚至仅为17.4%。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从对半分配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形成集权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嘉庆道光之前，财政仅在支出时分为起运与留存，收入则统一。可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财政，中央地方府衙经费均纳入国库系统，经户部核准支用，事后以奏销审核。太平天国虽被镇压，但以湘淮系为主导的地方督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其显著表现即是财权向地方的转移。战时为便宜行事，清廷准许统兵大员自行筹饷募兵，曾国藩首先自设粮台，庶务（各种杂事）皆出将帅一人意旨，之后个例渐为常例，临时变成常设，善后局、报销局、筹款局、支应局等一并出现。
厘金原本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开征的一种临时税种，属于在商品的产、运、销等三个环节同时征收的商税。后来在全国推广并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与田赋、盐课、关税等一起构成晚清的四大支柱收入。由于地方权重，厘金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央政府无法左右。
因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同治年间中央财权的下移，是时势的必然结果，也是集权削弱在财政体制上的直接映射。而对于厘金的争夺则是地方分权的重要标志，使得清前期单一的财政中央集权体制开始瓦解，进而分化为中央户部与地方各省两个并行发展的财政系统。
第四、清政府兵权旁落、丧失指挥机构。兵权是中央集权最重要的内容。八旗及绿营堕落腐败，汉族地方武装兴起，军机处撤消，兵权旁落，又丧失了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这是其灭亡的军事原因，这也是其灭亡的最主要原因。
在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准许统兵大员自行筹饷募兵，地方武装兴起。值得注意的是，西元1900年至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南方各省亦联合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已经出现了独立的苗头，致使整场战争变成了北京的皇族势力与列强之间的较量。大清的主力几乎全被打残，慈禧太后逃跑到西安躲了一年多。
只有袁世凯的新军，因为事先被调到了山东镇压义和团，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相反，袁世凯还在山东招兵买马，将军队扩充到了14000人。慈禧不得已将袁世凯调任为了直隶总督。西元1904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发布了《奏定陆军营制饷章》，开始统一全国的军制，准备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每镇12512人。但是到西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大清全国一共只编练了25镇，合计17万人。其中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六镇有7.4万人，由大清中央划拨经费，发放粮饷，所以武器最为精良。其它19镇，约10万人。各省总督可以自筹资金，没有中央支持。由于中央不给钱，这些新军的人事任免权，自然掌握在了各地总督的手中，也就为后面的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
裁撤军机处。西元1910年10月3日，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已经死去，皇帝溥仪年龄还小，没办法治国理政，便由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出席会议。在资政院会议上，来自各省的代表提出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其中奉天代表更是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并提出军机大臣的职权不明，要求由责任内阁代替军机处。“军机大臣职权不明”，是资政院代表们要求撤销军机处的理由之一。西元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裁撤军机处，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责任内阁。到此为止，已经运行了180余年的军机处被撤销，烟飞云散，代表中央集权的军事机构不复存在。军机处虽然后期政府职能与责任内阁有重叠，但是职权不明就要裁撤，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应当借职责不明之机，精简职权，恢复军机处本来的纯军事职能，既消除重叠，又强化军事职能。军机处撤销后7个月清政府灭亡。
第五、《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政府。这是其灭亡的政治原因。从西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中央财政进一步削弱。《辛丑条约》规定：1、中国赔款价息合计9.8亿两白银（具体为赔偿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辛丑条件》的赔款，称为庚子赔款。其债权国为八国列强，那么清政府计划如何偿还呢？没办法，只能硬性摊派到各省，根据条约，前九年，即西元1902到1910年，每年摊还1882万两左右，另还要付利息，本息合计2182万两左右。以后每年递增，数额在2000万至3000万不等。以西元1902年为例，其中300万两由户部承担，其余1880万两由19省摊负，当然各个省份摊负的数量并不一样。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至此，清政府的合法性已经彻底丧失，所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有了正当性。
第六、在西方船坚炮利面前，屡战屡败的事实，逐步动摇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否定自己的一切。这是推动其灭亡的文化心理因素。从否定自己的武器，否定自己的制度，否定自己的文化，进而否定自己的人种。即从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到文不如人，再到人不如人。
有一种说法，晚清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动引起了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集中体现于旧的落后的思想文化与新的先进的思想文化的碰撞之上。这种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并不一定表明是先进与落后文化的思想的碰撞。工业先进的成果，并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结果。用工业先进，推导其文化就一定是先进，不一定合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工具与整体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也有不适应的时候。比如说当今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到北洋舰队的失败，发现有了长技也还是要失败。这就将落后从工具转到了制度层面，怀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怀疑“中体”，到怀疑文化，直到怀疑人种。面对不断的失败，各个阶层，都在进行反思，但是，结论却是错误的。实际上老百姓都是比较善良的，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哪里知道，这主要是深层的民族矛盾导致的失败。实际上与武器落后、制度落后关系不大，更何况后期的清政府在武器方面并不真的落后。
第七、逼宫退位，改朝换代，和平更替。慈禧、光绪两个政治强人，同时死去，支撑清朝的重要人物已经不在。袁世凯借武昌起义之机，拥兵自重，依靠洋人的支持，逼宫许愿，凌逼软弱的革命党人，攫取政权于孤儿寡母之手，改朝换代于逼宫退位之中。这有一点点像宋朝得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意思。这是清朝灭亡的偶然原因。
第八、武昌起义是清朝灭亡的导火索。这是其灭亡的直接原因。我们说上面七条，都与清朝灭亡有关，都对统治不利，但是没有导火索，它还不会自动灭亡。这个导火索，激发了潜伏已久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进一步加重了对清政府统治制度的不满情绪，因汉族地方势力有了独立的财政，有经济力量的支撑，又有了独立的武装，且具备了足够实力，又因清政府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彻底丧失，所以15省纷纷以独立的方式响应起义，加上袁世凯的逼宫许愿，清政府迅速垮台。
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清朝的灭亡，起因是太平天国起义，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同意统兵大员可以自行筹饷募兵，这本是临时个例。地方初步形成拥有财权和兵权的独立政权，中央集权开始弱化。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由于列强的多次入侵和清政府的不断失败，加上赔款需要，临时筹饷募兵的权力无法收回，又因为其他19镇编练新军的需要，加上厘金的征收，个例渐为常例，临时变成常设，中央集权开始丧失。自始至终的满汉矛盾，又加速了中央集权的丧失。清政府在辛亥革命这个导火索的作用下，很快就土崩瓦解。
实际上清朝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地方汉族势力在财权、兵权方面逐渐加强。满族统治者后期为维护自身统治，通过以削弱汉族势力，不惜因此牺牲国家利益的做法，将满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也从根本上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灭亡。清朝灭亡主要原因、起决定作用因素就是地方割据的形成和中央集权的丧失。这个也从反面给我们启示，国家政权想要稳定长久，中央集权是基本保证，而要使这个基本保证存在，就要严格限制地方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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