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位古（近）代中国的政治家或军事家，要正确评价其仕途，就必须对科举制度有一定的认识。通过科举考试是跻身中国官僚阶层的第一步。这个制度能很好地说明我们的老祖宗在政治方面的天才之处。古人历来就非常敬重学者，他们很早就认为知识分子是最适合管理国家的人选，并为此确立了一套制度。经过世世代代的观察和实践，他们认为用儒家思想治国是最为恰当的。
这种理论给予知识分子极大的荣耀，同时让学术的最高目标成为了踏上仕途。由此中国的士人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统治中国的官僚阶级。教育开始高度制度化，并致力于一个主要目标——培养官员。这种教育制度的核心是经过诠释的孔子学说，而从孟子到朱熹，已有不少评注者对这套学说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修改。科举考试面向公众而竞争激烈，旨在从那些精于孔子学说和孔子理念的士人之中，选拔出最出众的人才进入官场。
通过竞争激烈的文学类考试选拔官员，这种做法在中国由来已久。以这种办法选拔人才，是从汉朝甚或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最早让其形成考试制度的是隋炀帝。他在600年左右确立了这套制度。从他以后到19世纪末，这套选拔制度就没有太大的变动，应试者要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一字不差地把儒家理论烂熟于心。在古代的教育中，没有现在所谓的系统性，也没有捷径可走。从南宋朱熹开始，学习的内容就彻底标准化了，基本的几部儒家著作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考试教材和范围一直都没有丝毫改变。那么考试的具体流程是怎样的呢？
应试者首先要在其原籍的县内参加考试，由县令监考。这次考试是免费的，且人人可以参加。随后的所有考试都没有年龄限制，参加次数也不设限。通过县试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各府的府试。每两年，通过了县试和府试的人参加院试，由省里的学政到各地主考。
这才算真正迈出了踏入官场的第一步，各付依照配额从中选出获得高分者，授予“秀才”的头衔，秀才相当于现在的学士。这个头衔并不代表此人可担任官职，但他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不能用刑的特权，并可参加下一轮的省级考试——乡试。
乡试在各省会城市同时举行，考官由皇上亲自指派。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如遇到皇帝生日，皇子诞生或打仗取胜等喜庆之事，皇帝也可下诏加考，即举办特科。这次考试非常严苛，每省只录取70至80人，而在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多达8000人参加考试也并不鲜见。考中的优胜者被称为“举人”，相当于现在的硕士。对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才是第一份实质性的回报，中举意味着具备了做官的资格。然而实际上，极少有举人能任命就职。要踏入官场还需要过第三道关——会试。
每三年的春季，各省的乡试完毕后，会试就在北京举行。所有举人都有资格参加会试，但一般只从中录取350至400人。这些人成为“进士”，相当于现在的博士。进士随后会参加殿试，通过殿试的人即可成为翰林院的一员，获取国家俸禄。翰林院内部分许多等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而来。进士跻身待诏的行列，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获得任命，官位一直以来都是僧多粥少的状况，科举考试竞争激烈，考不中是大概率事件，大部分人只能失望而归，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金榜题名。
应该说，十考九不取是参加科举考试正常的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能不能考中，不光看读书，是多种因素的结果。
3.买官卖官现象对科举制度的冲击当国家衰落之时，尤其是各地纷纷发生暴动的时代，出现了售卖学位和官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举制度的正常运作。据卫三畏记载，秀才的头衔在广州一度卖至8000美元。因为秀才并不是官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头衔拥有一定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卫三畏同时指出，1831年某个广东人出资5万美元，修葺了广州城附近的堤围，因为获得了“举人”的头衔；很多年后又有一名广东人被授予“盐法史”的职位，原因是他为出征新疆的左宗棠军队捐赠了10万两银子，约合7.5万美元。学位、官位的售价也有比上述例子低的情况，但以上的事例可让我们大致了解当时人对功名的重视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官衔本身亦是博学的标志。
然而，买官卖官的现象，并不能充分说明科举制度缺乏合理性。这一套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也是政权长治久安的保障。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都以科举制度作为官僚统治的基础，这套官僚体制治理了这个国家大约1300多年之久，而在此期间这一套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足以证明科举制度经得住考验。尽管每个新朝代的建立者起初都试图摆脱士人阶层，但时间很快就会证明，这一阶层正是朝代建立者延续自身统治最可靠的保障。此时士大夫重新受到重视，选拔他们的文学考试也同时受到追捧。儒学的要旨就是忠于帝王，尽管历史上谋反叛乱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没有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