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就是满清王朝的续命丸。他为早已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大清王朝，续了数十年阳寿。说起来，曾国藩不但善于给王国延寿，他本人也是个擅长养生的寿星公。
像当时的大多数汉官一样，曾国藩从考取秀才，到高中举人，总共花了十年时间。相比于那些年过半百还没摸到举人门槛的老考生，曾国藩无疑是幸运的。
不过，在读书的这几年，常年的清苦生活给他留下了病根，时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因为，当时的曾国藩还是个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所以，他并没有把这点小毛病当回事。殊不知，这个小毛病竟成了困扰他一生的顽疾。
道光二十年，操劳多年的曾国藩终于支撑不住身体，病倒了。痊愈以后，他意识到了养生之道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诗中“艰苦新尝试保身”的句子中得以体现。在此后的日子里，曾国藩开始寻找民间的养生之法，并将它们落实到生活中。
久而久之，曾国藩无师自通，成为精擅养生之道的大师。主席在《体育的研究》中，曾提到曾国藩的一个习惯：“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此法与民谚中的“饭后百步走”有异曲同工之妙。
“省思虑，除烦恼，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君逸”、“臣劳”正是曾国藩养生理论中最重要的两大要素。
所谓“君逸”，就是调整心态，抛却那些不必要的*，用广阔的胸襟生活。这种精神上的修行，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心理健康。所谓“臣劳”，就是锻炼身体，曾国藩认为不能让四肢处于安逸的状态，只有劳累才能使肢体和筋骨变得健康。
“以志帅气”是曾国藩养生理论中的养心要旨，曾国藩认为只要能做到“以志帅气”，即便是大病缠身的人也能支撑更长的时间。
当然，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就是贪睡时强迫自己早起，让身体兴奋起来；觉得无聊的时候不要乱动，可以以端正的坐姿凝神保存精力。
在长病不起时，人的心里往往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油然而生，难免会做噩梦。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应该将生前身后事抛诸脑后，不要将杂念装在脑子里，自然能让心态平静下来，让身体得到调养。得到了调养，身体的抗病能力自然提高，病情也会有所好转。
不过，古人的学说往往是由精华和糟粕构成的，不可拿来就用，至少要挑出其中不值得借鉴的部分。曾国藩的养生理论，最为人诟病的一点莫过于“不药”。曾国藩认为，治疗身体最好的药物就是“不药”，也就是别相信医学。
根据考证，曾国藩的这种偏见始于其祖父留下的“不信医”的祖训。在曾氏祖训中，有“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的说法。曾氏的祖训，显然更趋向于道家的“无为”思想。所以，在曾国藩的政治和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发现“无为”的实例。
例如，曾国藩晚年，曾给体虚的儿子写了封信：
“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
在曾国藩看来，静养的功效无疑大于用药物“攻治”。
那么，曾国藩及他的祖父，为何会对医学如此不信任呢？
结合当时的医疗情况来看，晚清时期的庸医遍布各地，治死人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大多数老百姓宁愿求助于鬼神，也不愿找大夫。
曾公最为现代人所称道的理念就是“勤则寿，逸则亡”，说白了就是“远离舒适圈”。曾国藩认为，精神头越用越足，所以，他终生致力于苦心劳力，磨砺自己的意志。
孟子有“君子三乐”，曾国藩同样有“君子三乐”。曾国藩表示，人生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勤劳而后憩息”。在吃过苦之后再休憩，这种舒适是其他情况体会不到的。
“古时圣君贤相，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曾智慧而长才干。”
这句话，无疑是曾国藩在政治和生活中都恪守的信条。显然，这套思想亦与“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饮食习惯和睡眠习惯，是现代养生的重中之重，在曾国藩的理论里，“食眠”也是重点。
“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是摄生矣。”
粗茶淡饭虽然稀松平常，但只要吃得舒心适口，食物所带来的滋补就已胜过药物。睡眠不在于睡多久，只要能让精神得到调养或做一个美梦，哪怕只睡了一小会也能达到养生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