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一代名臣曾国藩在江宁（南京）两江总督署内猝然去世，终年61岁。
一场隆重的丧事随即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展开——先是浅葬于长沙金盆岭，最终安息在长沙坪塘伏龙山。这是因为曾国藩生前并没有选定自己百年后的安息地，在去世后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曾家亲朋也未能在他的故乡湘乡县境内找到一致认可的好地。
生前未定葬地
当曾国藩年事渐高时，曾委嘱弟弟曾国荃在老家的祖坟（曾祖父竟希公墓地）周围为其择卜一块墓地，但不巧曾家祖坟范围内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倒是他父母的墓地附近有一处，但空间太小，如果将父母的棺冢往外移动一下，可空出一大块地来。曾国荃表达了此意，但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认为不可以让父母灵魂受扰。
同治十年(1871)三月，老友冯卓怀（字树堂，长沙人）来到江宁的两江总督署，自他们在祁门发生不快后一别已有十多年，两人的友情恢复如初。冯氏对曾国藩说：“人上了年纪，当为百年后着想。我今将去上海等处为吴竹如（即吴廷栋）相择阳宅阴地，等八、九月到湘乡二十四都（即曾国藩老家）等处，为中堂大人也预卜一葬地。”曾国藩默许了他。
同年八月，冯卓怀曾两次去湘乡见地，据郭嵩焘的日记记载，冯一共在湘乡物色了12处地方，并逐一绘图说明，与曾国荃、郭嵩焘商酌。随后，郭嵩焘随他赴湘乡。
两人乘船于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抵达湘乡县城，径直往城东的东台山，住凤凰古寺（现已复建）。东台山海拔323米，自古为湘乡名胜之山，古人形容其为“东台起凤”，故又名“凤凰山”，是古湘乡八景之首。
冯、郭两人在东台山实地看了两天，郭嵩焘得出了“三善”“三疑”的结论，意思是有三个优势，也有三个不大确定的地方，尤其是地势太过险峻。
勘查至九月二十五日结束，两人仍坐船返回长沙，分别致信曾国藩，都认为东台山是一块事关一县文运的好地。曾国藩就此复信冯卓怀，对他的极力推荐谈了具体意见。
曾国藩认为如果这块地他自己占据了，肯定有碍湘乡大众之利益，更不利于一县之文运昌盛，所以他决定舍弃。愿意在其余11处地方再加物色。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东台山确实是一处好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湘军宿将刘锦棠、陈涅等率士绅在东台山下建造东山书院，不久又改为新式学堂，培养出了*、陈赓、谭政、萧三等杰出人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嘱中未作交代
曾国藩的湘军统帅生涯中，曾三次遭遇重大危机，他都曾立下遗嘱。
（曾国藩）
第一次是兵败靖港时初立遗嘱。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刚率湘军东征就遭遇不利，兵败靖港，在铜官渚投水欲尽，幸被章寿麟奋身相救。退驻长沙妙高峰后，他悲观到了极点，写下遗疏、遗嘱，决计再度自尽。恰在这时，湘潭传来了部将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反败为胜，士气大振，曾国藩也就打消死意。当时，他立下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条：
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受赙。内银钱所余项，除棺敛途费外到家后不可剩一钱，概交粮台。
这个遗嘱中强调的是速送灵柩回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葬身之地。
第二次是祁门被困后再立遗嘱。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曾国藩被困于安徽祁门县城。二月，景德镇被陷，祁门大营粮路隔断。三月，曾国藩亲至休宁，督攻徽州城，不克，仍回祁门，誓以身殉国。他寄信与儿子纪泽、纪鸿交代后事：
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此信被视为曾国藩的遗书，不但重申了“八本”“三致祥”，还再次提及祖父的不信地仙之说，仍只字未及白己的葬身之地。
第三次是办理“天津教案”前立遗嘱。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教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曾国潜在保定督署接到谕旨，令他去处理“天津教案”。六月初四，他在赴津之前，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下了长信，安排身后诸事。其中着重强调：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叶落需归根，曾国藩不但要求灵柩返湘，还提出求兵护送，显示他此时对自己身后之事开始有所重视，但同样没有交代墓地事宜。
“天津教案”处理完毕后，曾国藩得到的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窘境。精神悒郁使他的病情加剧，身体每况愈下，回任两江总督后不多时即去世。
曾国藩这三次所立的遗嘱，虽然都没有提到过自己的葬身之地，但是他因受其祖父星冈公的影响，对谋取地脉也有一番见解。简而言之，即富贵与成名都不是他为自己求百年佳壤的前提。
亲朋继续多方觅地
曾国藩的灵柩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运至长沙。六月初五日，曾国荃会同郭嵩焘等前往金盆岭查勘曾国藩暂厝之地，此处离城仅十里，与城南书院也紧邻，大家都感到满意。六月十四日，曾国藩暂盾于此。五个月后，他的儿子曾纪泽专程回湘，此行是继续为曾国藩觅地。
十一月初九日，曾纪泽一早从岳父、原陕西巡抚刘蓉府上（今娄底市南郊茶园镇儒介冲，当时属湘乡四十乐善四十都）出发，坐轿走小路到同县壶天十八都（今为湘乡市壶天镇山坪村）蒋凝学家，刘蓉则是次日赶来，翁婿一道到附近的文公山实地察希，这个山名至今仍在。
蒋凝学是湘军宿将，官至陕西布政使，光绪四年(1878)卒于任上。川今天的地图洲并，蒋、刘两家相距约37公里。
同治十二年(1873)春节刚过，曾纪泽和叔叔曾围荃再次回到了湘乡。初八日早早从县城出发，中途在归厚十二都住宿一夜，于次日行抵碧溪十六都（今湘乡市翻江镇）蒋益澧府上。蒋益澧是蒋凝学的族侄，也是湘军宿将，官至广东巡抚，此时已经辞归乡里。在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曾纪泽已经在长沙和蒋益澧会面两次，曾家叔侄此行或与蒋益澧的推荐有关。这次他们到一个叫“五龙冲”的地方看地，随后刘蓉也从娄底赶来了，一起又到文公山看地。
显然，这一次看的两处地都是冯卓怀预选之中的，曾国荃和刘蓉先后到场，也是郑重其事。
五龙冲、文公山离曾国藩家新建不久的府邸荷叶二十四都富厚堂上百里，曾纪泽从五龙冲回到富厚堂，并于二月二十日启程回长沙，这次他走的路线是翻越铜梁大山，铜梁山位于湘乡南部，为当时湘乡与湘潭两县的界山，是曾国藩及家人昔日游露露前往湘乡县城的必经之地，紫竹林是其中一个山峰，距离富厚堂二十余里，曾纪泽顺便到紫竹林一处庵堂附近看地。
（曾国藩雕像）
同年六月十二日，曾纪泽趁回富厚堂祭祖之便，再至紫竹林，与刘蓉的长子伯固“看地良久”，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地方是曾纪泽最钟意的，先前文公山和五龙冲的地已经被否决了。
十月初四日，曾纪泽接到了刘蓉于初一日在家中去世的消息。他再次匆忙赶回茶园，处理完丧事后，先至富厚堂，接着再至紫竹林，“画定山穴”，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决定要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曾国藩的正藏之处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在刘抟将要正式安葬的前夕，原广东巡抚郭嵩焘专程到刘蓉家中吊唁，他用日记记录了这次悲伤的湘乡之行。作为曾国藩、刘蓉的至交，郭嵩焘曾多次去湘乡，而此次只剩下了他形单影只。不久后他将作为大清国首任使臣出使英国。
二月十六日，郭嵩焘先于刘蓉出殡前到其墓地牛头山（今湘乡市栗山镇白竹村）察看，随即前往二十里开外的铜粱山紫竹林，即曾纪泽选定的曾国藩墓址一看究竟。
郭嵩焘对堪舆有一定的研究，他对曾家叔侄选中的紫竹林这处地方很不满意，让人把意见转达给了曾纪泽。
之后，曾纪泽再次到紫竹林，亲自监督挖开土层，发现下方有大量“嫩石”，为葬墓所忌，确定是郭嵩焘所言不吉之地，随即决定放弃。
尘埃终于落定
纵观曾国荃、曾纪泽叔侄与郭嵩焘、刘蓉两位亲家的觅地经过，曾国荃在其中扮演了决策者的角色。如果不是因为势不得已，那么曾国藩的安息之地必定是在铜梁山。铜梁山是曾国藩及曾家人出行的必经之地，曾国藩咸丰八年(1859)六月结束守制奉命援浙时最后一次翻过此山。山顶的稍息亭至今还存有曾国藩的题联，曾纪泽也有咏铜梁山之诗作，他们对此山情有独钟也属必然。
在湘乡县境内遍寻未果的情况下，曾国藩的墓地最终选择在今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之阳的狮子峰。长沙作为省城与府城，也算是泛家乡之地了。
（曾国藩墓）
确定伏龙山葬地的时间应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之后。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在离开南京前往京城的途中得到噩耗，其母欧阳太夫人已于八月十三日去世，于是中止行程，匆匆折返长沙。
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坐轮船到坪塘，“相度曾文正公葬地，登主顶望之，全山形势俱见，亦不可多得之地”。事实上，在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暂厝金盆岭后，郭嵩焘便在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提到曾国荃为继续找地，专门致信广东，邀请一个叫“汤神仙”的堪舆大师来长沙，坪塘应该就是在这个“汤神仙”的参与下选定的，所谓曾国藩生前就属意该处并非辜实。
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六日，曾家正式启动坪塘伏龙山墓地相关准备工作。
十月三十日，曾国藩的棺木从金盆岭起出：十一月初一日，灵柩抬行六里，至湘江边的南湖港登船，随即顺流而下，停泊于长沙大西门，接受各界的吊唁；十一月初三日辰初出殡；十一月初四日曾国藩夫妇的灵柩到达伏龙山上。
至此，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等待之后，一代名臣归于尘土。
距今145年的这次风光正葬，奠定了曾国藩夫妇合葬墓园现今的格局，虽曾多次遭盗墓者光顾，但没有造成严重破坏，目前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距坪塘镇中心区约4公里，距离长沙市城区潇湘大道、绕城高速、岳麓大道三干线主匝道约为2公里。
墓园原先建筑规模很大，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八大部分。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糯米汁封死，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宽2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附碑均为龙纹浮雕。
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有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基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距曾国藩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
晚清官员、词人况周颐在其著《眉庐丛话》中载：曾文正尝自言“百岁之后，墓碑任人为之，唯铭词则自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将自己的一生作为归于运气所赐，或是对一生向内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行中庸之道，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深刻总结。而自撰墓铭之想法，无非是觉得最了解他的人还是他自己。
他的千秋功罪，至今也难有定论。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1期
作者：李超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