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三代禅让的盛世，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一直到启的出现，“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以贤明而择君主的“禅让制”，成为了主流的史学观念，包括《史记》记载也是如此。但西晋时期，盗墓贼发现一古墓，其中出土的先秦古籍《竹书纪年》中，却有着：尧舜禹之间，通过囚禁流放夺取权势的记载，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
其实，尧舜禹禅让的佳话，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的。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为公”，这种美好的构想也吸引着历代的仁人志士。可什么是“天下为公”，总需要一个标准，几乎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就成了塑造这种构想的最佳选择。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年间，儒家早已成为有数的正统思想，对司马迁本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次，对于缺乏史料的上古时代，司马迁采用民间传说作为借鉴依据之一。尧舜禹的“禅让”，更多是人们口口相传的结果。但对于司马迁来讲，秦代焚书形成的史料断层，采用如此方式补全缺失，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佳选择。
可《竹书纪年》作为先秦时代的史书，对此记载截然不同：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也就是说尧晚年有荒唐的举措，舜通过一些手段囚禁了尧，然后登上了权力顶峰。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为何会出于史书之中呢？秦这个时代节点是关键，《竹书纪年》出自先秦战国时代，而《史记》成书于汉武帝年间。前者代表的是分封制下的割据时代，后者代表的是郡县制下的大一统时代。
有些标新立异的说法凭借《竹书纪年》，攻击《史记》正统地位，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他们的立脚点在于：越早的史料，越接近上古时代，真实性也越有保障。
乍一听很有道理，可仔细一琢磨，这种论断漏洞百出。甲骨文的出土使商朝，有了切实研究的文物基础，而夏朝至今都缺乏丰富的文物佐证，更何况是飘渺的上古时代呢？其中间隔夏、商、周三代，对于尧舜禹时期的了解程度，不会有很大的偏差。司马迁和《竹书纪年》编撰者，间隔尧舜禹时代的年限，都超出了可以实际考证的周期。
就像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也是有前提的：投掷物必须达到能够自主下落的质量，不受空气浮力影响。史料准确性验证也是大同小异，如果《竹书纪年》编撰于夏商时代，可以准确接触尧舜禹时代，那么这种论断可信度就很高。但战国时代对于上古时代，不存在直接附属关系，换句话说：《竹书纪年》编撰者也不能准确考证那段尘封的往事。
因此，以两者有限的年代差，来区别两者的准确性，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五十步笑百步”式的偷换概念。既然过远的年代都无法准确考证，那历史研究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会疑惑，其一，无法确定不代表不能证实，其中需要一个必要的过程，就像甲骨文出土之前，商朝的记载也如“镜中月，水中花”。而夏朝在内的更久远的年代，需要一步步考察，必要文物出土之后才能证实，如此才符合史学研究的严谨性。
其二，考察一个时期和考证一个时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根据文字、文物等资料，逐步探索的过程；后者则是文字、文物资源充足，足以拍板定案的阶段。
因此尧舜禹阶段的还原过程中，不能偏听偏信。《竹书纪年》出自战国年间，那个时代：礼乐崩坏，就是周王室的分封制即将崩溃，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撰写者作为魏国人士，眼见连年争端，生灵涂炭，心中愤懑可想而知，尧舜禹依靠手段夺取权力也就解释的通了。春秋无义战，战国尤甚之，对于一段难以考证的历史，撰书人会将当前社会主流观念带入其中。
《史记》成书于西汉年间，儒家自此兴盛，之前道家、法家盛行之时，儒家也是主流思想之一。因此司马迁会受到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笔下，无法考证的尧舜禹时期，依靠才能、互相推举，也就成了上古时代的盛举。
所以“禅让”真相，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其一，它不会像《竹书纪年》撰写的那样赤裸裸的残忍；其二，它也不会像《史记》描绘，如此平和惬意。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端，上古时代绝不会脱离人的范畴，必要的争端一定会有。但文字记载能够有效保存之前，人们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文化，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不会空穴来风，一种言论不会凭空产生；其二，不能全盘接受，同一件事物，传播到第二个人时，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偏差。
《竹书纪年》、《史记》对于尧舜禹时期的记载，传承于民间传说，夹杂有时代背景。因此，前者尧舜禹互有龌龊属实，后者描绘“禅让”以贤任能，也有一定的基础。
尧舜禹“禅让”是在以贤任能的大时代基调下，存在一定龌龊举动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尧舜禹也不例外。一个人是脱离不了大时代基调的，三人之间或许会有龌龊，但上古时代以贤任能的时代基调不能否认。
以贤任能在上古时代扎根，在于人们落后的生产力，难以单独生存在残酷的大自然。部落需要英明的首领，带领大家争取生存的空间，人们都发自内心的拥护贤明的人。这就是“禅让”制度存在的现实依据，一代代贤明首领带领下，一个个部落才能繁衍生息。而试图打破“公天下”的人，都会受到部众的反噬。
启能够结束“禅让”，建立夏王朝，开启“家天下”的时代。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一个个家庭或氏族，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尧舜禹三代之前，何止三代？“禅让”整体上是一种举贤任能的求存行为，扎根于群体部落的生活方式。
参考资料：
《史记.五帝本纪》、《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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