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其最后一位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禹被儿子启继位为“夏后”，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
这里所谓的“家天下”，就是指帝王把国家政权据为己有，世代相袭的一种理念。即所谓帝王把国家当作一家的私产，世代相传。家天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到了夏朝时期，中国帝王便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了君王一家的私人财产了。
再到嬴政一统中原，开创集权帝制以后，“家天下”的继承制度在中原王朝已经根深蒂固了，可以说是贯穿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史。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过数量不等的“儿皇帝”，也就是未满弱冠之年便登基的幼帝，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最常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儿皇帝”登基的现象呢？究其本质，在于皇位继承制的局限性。
公元221年，一统天下的嬴政认为自己的功德超过此前的所有帝王，包括远古时期功德无量的“三皇五帝”，于是便取“三皇”中的“皇”，“五帝”中的“帝”，自称为“皇帝”。这一传统被延续下去，自嬴政之后的所有统治者，除少量政权如太平天国等，几乎每个封建统治者都以“皇帝”自居。
除此之外，嬴政还确立了一套围绕帝制而产生的一整套集权制度，其中“家天下”的继承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为了让江山不断在本家子孙中传续，“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把社稷传承给二世、三世乃至千万世。虽说嬴政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大秦王朝二世而亡，但由他所开创的这套继承制却保留下来。到了汉朝时期，这套继承制已经相对完善。
显然，这种继承制度局限性非常大，继承者的人选集中在皇帝的子孙中，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一旦皇帝英年早逝，幼帝登基的可能性非常高。东汉除光武帝、明帝、献帝之外，其他皇帝均未活过三十六岁，其中除了安帝、质帝、桓帝是以宗族身份登基以外，其他皇帝均遵循了“父传子”的原则。
皇帝虽然后妃众多，但由于他们结婚时身体发育不完善，纵欲过度，无疑会影响自身及后代的身体健康。东汉时期皇子的死亡率非常高，后宫争宠、废立加上落后的医疗条件，都是导致皇子早夭的重要原因。能活到成年的皇子极少，所以皇储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东汉时期的皇帝平均寿命较低，所以他们留下的皇子年龄不大。
因为继承制度的限制，哪怕皇子年龄很小，也必须将其立为储君。幼帝登基后，又会重新陷入恶性循环中。
除了上述原因外，后宫干政也是导致东汉多幼帝的原因之一。
东汉时期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皇帝的平均寿命不长，但皇后及太后却都很长命，“主少母壮”的例子不胜枚举。汉朝时期有这样的规定，只要是有嫡正地位的正宫皇后，在皇帝年幼、昏庸或皇嗣中断的情况下，都可以以监护人的身份临朝称制。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可以获得与皇帝对等的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难免会出现“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的太后，她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经常做出“废长立幼”的勾当，将权势牢牢地握在手里。例如，元和帝的皇后邓氏，就曾打着长子刘胜体衰的幌子，立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刘隆为帝。邓太后把持朝政长达十六年，先后立过两名幼帝。
从这些后宫干政的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出，东汉时期的后宫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这也对后来的朝代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后宫干政，还会带来外戚专权的连锁反应。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靠的是豪强地主的支持。刘秀不同于其他的开国之君，他并没有“兔死狗烹”，除掉一众开国元勋，反而对这些功臣礼遇有加。在东汉时期，“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已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公卿与豪族有与皇族结亲的资格。这些贵族本来就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当他们的家族中出现嫔妃甚至皇后、太后时，难免会利用这种裙带关系获取更多的利润。
除此之外，临朝称制的太后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通常会召本家外戚入朝参与大政。显然，倘若皇帝年长，肯定不会纵容后宫、外戚乱政。太后及外戚为了长期掌权的需要，有必要立一个便于控制的“儿皇帝”。外戚的倒行逆施，极易引发幼帝的反抗情绪，一旦幼帝成年，他往往会借助宦官势力铲除外戚。最终，皇帝、太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造成了一系列的恶劣结果。
东汉王朝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幼帝登基的现象是发展时期必经的阵痛。不过，历代封建王朝终其一生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最终伴随着集权专制退出历史舞台而消亡。
参考资料：
【《汉书》、《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