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我们就会想起他脍炙人口的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所以我们往往认为他是陶渊明那样的乡间隐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杨万里晚年确实选择了辞职，归隐故里，但从他的一生来看，他绝对不是宋代陶渊明那样的田园隐士，世外之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忧国忧民、性烈如火、慷慨悲歌的伟丈夫。
1127年，杨万里出生于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水县），这一年正是北宋被金朝灭亡，南宋刚刚建立。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二十七岁的杨万里得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
杨万里先是被任命为赣州司户，后又被调到永州零陵县作县丞，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南宋名相、抗金统帅张俊。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有一个张俊和另一个张俊，前者曾主战，是岳飞、韩世忠的恩师，后者先主战，后主和，最后伙同奸臣秦桧*了岳飞。
当时，张俊因为受到主和派的排挤，被流放在雍州。爱国的杨万里有幸结识了这位他一直崇拜和尊敬的爱国将领，并成为他的学生，得到了他的很多鼓励和指点。他以 “诚斋”为号，以铭记老师 “正心诚意”的教诲。
杨万里不仅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抗金情怀，而且胸中还藏着一套完整的安邦定国、打败侵略者的策略。
1167年春，为父守孝三年的杨万里来到京城临安，等待朝廷的新任命。其间，他先后拜见了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密使虞允文（也是抗金名将），商讨定国安邦之策。他写下了《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等共三十篇，深入总结了靖康之耻的经验教训，大胆地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国家的政策和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华。虞允文看完后，感叹道：“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杨万里一生主战，反对投降议和。在他向皇帝上交的“书”、“札”、“策”中，反复诉说国家的病痛和投降的错误，爱国之情可见一斑。面对中原失守、江山沦丧的局面，他坚决抨击投降派提出的放弃两淮、退守长江的错误建议，并坦率地告诫孝宗皇帝，要时刻不忘备敌制胜之计。
1188年3月，宋孝宗皇帝（960-1279）采纳翰林学士洪迈（《荣斋随笔》作者）的建议，将吕颐浩（南宋初年有争议的宰相）等人配飨高宗庙祀，与先帝一起接受皇帝臣民的祭祀。杨万里怒斥洪迈忠奸不分，直言只有主战名将张浚这样的人物才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光荣待遇，这是“指鹿为马”。孝宗皇帝听到后大怒，认为杨万里是在骂自己是昏庸的秦二世，于是他大吼道：“万里以朕为何如主？”因此，这位大诗人被罢免了东宫侍读的职务，贬谪到绢州（今江西高安）。直到孝宗皇帝将皇位退让给太子光宗时，曾经的太子的老师杨万里才回到京城。
杨万里有一颗金子般的报国之心，爱民如子，一直努力实现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伟大抱负。
公元1170年，杨万里升任奉新县知县时，正值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看到监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贫苦百姓，而官府的仓库却还是空空如也，知道是官吏们在中间多有盘剥，立即下令将监狱里因为交不起租税的“犯人”全部释放，并严禁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家每户一纸通知，减少税额，放宽期限。百姓们纷纷上前交纳租税，不到一个月，所欠的租税全部交齐。
杨万里在奉新县任职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他以不扰民的政治理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杨万里重视百姓，同情百姓，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百姓身上，指出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必然会引起百姓的愤怒、仇恨和反抗。他提醒皇帝要 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
杨万里为人正直，为人正直，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弊，敢于为民做任何事情，所以始终不被重用。但他对此并不在意，他把官场财富看得一文不值，随时准备丢弃。他在京城时，准备好从杭州回家的路费，锁在箱子里，藏在卧室里，告诫家人，一旦离任回家，不要买任何可能成为行李负担的东西。这样一个心高气傲、不恋富贵的“日日若促装”之人，与那些为了升官发财而总是蝇营狗苟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杨万里卸任江东副使时，有“余钱万缉”，但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真可谓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辞官后隐于故乡南溪之上，所居之处只是几间能避风遮雨的茅屋而已，当时的诗人徐矶写诗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杨万里之所以退休，也是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当时，朝廷想在南方各县发行铁币，但杨万里认为不方便百姓，拒绝接受诏书，这激怒了宰相韩侂胄，韩侂胄将他由江东转运副使改知赣州。杨万里见抱负无法施展，便辞官归隐，学先贤陶渊明在老家吉水做起了隐士，从此再也没有出仕。
我们都知道，陆游在八九十岁时“尚思为国戍轮台”，在风雨交加的深夜，“铁马冰河入梦来”，离开人世之际，犹然“但悲不见九州同”，嘱咐儿子在王师北定中原之时“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晚年仍关心国事，不忘北伐，同为“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又何尝不是如此？
杨万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时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
杨万里在回乡后写的《给沈子寿的回信》中说自己离开官场“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始终牵挂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
杨万里是当朝光宗皇帝的老师，所以光宗皇帝在他归隐后多次召他进京，但他始终拒绝不受。杨万里并不是不愿意再为国出力，为君尽忠，而是因为他对朝中一手遮天的奸臣韩侂胄深恶痛绝。
韩侂胄筑私家园林南园，慕名请杨万里作记，杨万里毫不客气地予以坚决拒绝，留下了“官可弃，记不可作也”的铮铮誓言。韩侂胄是个志大才疏之人，一旦掌权，很会祸国殃民，所以杨万里始终抵制仇恨他。
公元1206年，杨万里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身边的亲人都知道他衰老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情感上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了，所以凡朝廷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敢告诉他，怕他一时承受不了发生意外。
然而，不幸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五月初七，杨万里的一个族侄回家探亲，前来拜访杨万里。这个侄子不知道家人一直在对杨万里隐瞒军政大事，便谈到了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听此言，痛哭失声，愤然大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因为他知道，韩侂胄根本没有统兵才能，这次出兵，肯定会大败而归（后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忧心如焚的杨万里当晚急得彻夜不眠，辗转反侧。
翌日早晨，杨万里老人依然没有进食，“兀坐书斋”，一言不发，随后，他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接着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八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