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王桂荃以及子女
即便后来被送到了医院，他也是“只要病情略微好转，就立即出院”，从来不肯在医院多呆哪怕一分钟。
病情进一步恶化后，他不得已回到了天津静养。此时，他也被迫放下了清华研究院的教职，可他依旧不肯闲着，他提笔开始写《辛稼轩先生年谱》。
写年谱期间，梁启超每天一早就趴在了案上，到很晚时依旧不肯歇息。在他的拼命奋战下，到1928年9月24日时，他已编至辛弃疾52岁。
病情恶化后，梁启超已不能正常坐下，于是，他便坚持侧身斜坐着写稿。在被送医院后，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辛稼轩先生年谱》。医生严厉禁止他再提笔，他们告诉他：
“你的病，就是因为过度操劳才导致的，所以，切记要静养。”
最初回天津静养的那几天，梁启超果然没有去抓笔，可仅仅几日，他就待不住了。对他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手中无笔，眼中无书”，这种所谓“静养”，对他而言，无异于“老太爷的生活”，无异于“成了废人”。
看着案头上堆满的辛弃疾的资料，梁启超终于完全忘记了医生的嘱咐，再次奋笔疾书。
梁启超
当年10月12日，梁启超将年谱写到了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在不胜悲痛之中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启超考证道：
“全文已快，惟本传录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写完这最后一个“生”字后，他不得已搁笔了，他没想到：这个“生”字，竟是他此生写下的最后一个字。此后，他再也没能扶起他心爱的笔。
除了《辛稼轩先生年谱》，梁启超手头未完的工作还有很多，可这最后一次病倒被送医后，想到那些工作，他只能一个劲地叹气，而不再做任何奢望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限”，梁启超不仅没有任何恐惧，反而还有几分期许。他太想那些离他而去的亲人了，夫人李蕙仙去世后，他的四妹也病逝了，之后，康有为也离世了。他这次入院前一年，好友王国维投湖自*了。不久前，他又收到了学生、好友范源濂病逝的消息……
梁启超相信精神不死，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人有灵魂，他曾说过：“吾辈皆有死，吾辈皆不死”。也因为相信人的精神不死，他对生死看得很淡，他多少觉得：死了，就代表他将和妻子李蕙仙以及逝去的亲友团聚。
梁启超原配李蕙仙
1929年1月17日，梁启超病况再度恶化。此时，距离他最后一次被送到协和医院，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经过会诊，医生们决定为他注射碘酒。
第二天，梁启超出现呼吸紧迫，神志已处于昏迷状态。这也意味着：他已病危。梁思成急忙给供职于天津南开大学的二叔梁启勋拍发急电。
几乎就在梁思成发电报之时，梁启超病危的消息让报社知晓了，1月18日，《申报》刊出爆炸消息：
“梁启超病势垂危：梁启超近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莫奈里菌繁殖所致，殆无生望矣。”
急电发出后的当日中午，梁启勋便带着思懿、思宁赶到梁启超的特别病房。他赶到时，梁启超已神志微醒，可他口不能言，只能握住弟弟的手。
梁启勋看着只剩一口气的哥哥心如刀割，他心里满是对协和医院治疗的不满。他不明白：好好的，怎么就把他的好肾给切了，之后又是拔牙又是饿他，这是个正常人也得被整死啊。何况，哥哥此前已因尿血出现贫血，哪里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梁启超手术时一直陪侍左右的弟弟梁启勋
梁启勋确信：是医院的误诊要了哥哥的命。梁启超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的好友、协和医院筹办者伍连德，在调阅了病例后责备地指出：“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西医团队）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梁启超听了后，曾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冒失）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但梁启超实在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为了不让家里人谴责院方，他又自我安慰般地补充道：
“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哥哥的这封信，梁启勋看过了，他也因此更加痛恨医院的“孟浪”了，实际上，梁启超那次手术和后续治疗，的确是院方失误了，可这失误却也怪不得院方。毕竟，梁启超的西医团队只有X光，没有CT，尤其对瘤和癌的认识极为浅薄。如此一来，误诊也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