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张学良同庚，张字“汉卿”，他号“汉卿”。二人皆生于显赫之家，岁月同游，共师同道，同掌军权，并结拜为兄弟。在国家千灾百难之际，为培养工业人才以救国，为反抗日本人对东北青年的奴化教育，为培养和造就“新中华青年”，他倾尽家产创办了一所私立大学--冯庸大学。抗战期间，他多次率学生义勇军奔赴战场，其义举被时人赞赏，为后世景仰。
散尽家财创办冯庸大学
说冯庸，绕不过他的父亲冯德麟。
冯德麟，1868生于今辽宁省海城。早年投身绿林，办乡勇民团，后被清廷招抚。民国建立后，于1916年与张作霖一起任奉军师长。张作霖任“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冯为奉天军务帮办，二人称雄东北。后离开军界，从事工商活动。1926年8月11日，因病离世。冯德麟在军界掌权多年，经商又得法，为冯家累积了相当丰厚的产业，时人称“东北首富”。
冯德麟
冯庸，冯家长子，名英，字镇雄，后改名庸，1901生于海城。 1917年，冯庸入北京陆军大学堂学习。1920年，入东北军,曾任少将装甲部队司令、航空司令等职。
弱冠从戎，历升官阶，冯庸身在军营，却心系天下。时《北洋画报》刊文称其“以谦逊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目之为‘小拿破仑’”他常和东北的爱国进步人士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等，讨论如何有为国家。他们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救国救民。
特别是两次身历直奉战争，对内战祸及民众颇感痛惜。他后来曾剖析自己:本想在部队服务，做一个爱国军人。可内战却祸及民众，乱亡国家，他的内心受到打击。这促使他脱离军界，去办教育，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
在东北军中的冯庸
1926年，父亲离世。冯庸整理家产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将所有欠冯家钱、典押土地给冯家的人，都叫到了冯府，当众焚烧债券，归还地契，销毁借据。然后，他又召集全家人开会，宣布要将父亲留下的全部家产310万银元捐出，办一所大学。
冯庸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但他义无反顾。竖年春，建校工程在奉天市郊汪家河子村（今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破土动工。冯庸殚精竭虑，“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一座拥有二百多间教室和宿舍，礼堂、食堂、医务室、田径场、网球场、游泳馆和实习工厂的大学建成了。初，学校设有大学部、中学部和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热爱飞行的冯庸还为学校购买了三架军用教学飞机，并建了机场，这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中绝无仅有。一所新型的、全免费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自此，黄底蓝星，灿灿生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奉天上空。
聘教授，置科系，建规章，购器材，冯庸雷厉风行，当年8月8日，学校挂牌招生。因为一切免费，报名踊跃，很快按计划招满了5个班计180余人。10月1日，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为校训的冯庸大学，便书声朗朗了。时年26岁的冯庸，任校长兼训练总监。
冯庸大学
从此，冯庸就与冯庸大学同呼吸共命运了！
为国家“造成新中华青年”
冯庸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达到教学目的。冯庸沥血叩心地思考与实践着。他既是的校长，晨兴夜寐，事必躬亲管理学校。他也是学生，与学生们一起上课、出操、到食堂用餐、下工厂实习。在冯大，他提出，学校首先要贯彻民国的教育方针。此外，要落实他的教育思想--“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他主张“工业救国”，并将爱国主义和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去。而其教学的核心精神，是培养具有新思想和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
为实现“造成新中华的青年”的教学目的，冯庸在学校建立起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从学生生活到学习考试，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无论来自哪里，家庭贫富，一律在大食堂吃高粱米饭。每到开饭，学生们需列队而入而出，各有位置，秩序井然，吃饭时不许随意交谈；考试制度极其严格，期中和期末都在学校礼堂举行会考，冯庸亲自坐在台上监考，考试三门不及格者降级……
学生假日外出，凡二人以上同行，都要列队，步伐一致，并着统一制式服装，戴法式圆形军帽，远看上去很像军人。学校大门，由穿制式服的学生轮流严格站岗值守，时人把冯大与东北军的东大营和北大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
冯庸认为，冯庸大学的学生，将来不但在各专业领域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还要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有用之才，能为国做大事。所以要锻炼学生强健的体魄，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学校规定：学生除非重病卧床，必须参加早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