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百年王朝，共历十二帝，分为六个时期：
刘邦开国（公元前202-195，7年）
吕后专政（公元前195-180，15年）
文景之治（公元前180-141，39年）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87，54年）
昭宣中兴（公元前87-49，38年）
元帝王莽（公元前49-公元后9年，50年）
从今天的视角往回看，可以很清楚的总结出西汉王朝六个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
刘邦开国：安定局面
吕后专政：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积蓄国力
武帝时期：军事作战
昭宣中兴：享受红利
元帝王莽：末代乱世
抛开最后一个阶段不谈，前五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西汉帝国最高统治者和中枢精英们一致的默契。
即使是称制篡权的吕后，也没有改变。
1、白登之围
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是汉初对匈奴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
事件的导火索，原本是汉朝内部的一次平叛行动。
但是结果是：先胜后败。对战叛军胜，对战少数民族骑兵败。
白登之围后，西汉意识到机动骑兵方面和匈奴的明显差距。
相对于步兵，骑兵在古代是妥妥的“高端军种”。
从草场建设、战马培育、战马养护、人员选拔，再到武器装备配备，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考虑到大规模骑兵建设背后牵扯到巨大的国力消耗，从刘邦后期开始，便定下了和匈奴和亲的大政方针。
- 无为而治
确定完对外缓和的外交大思路后，内政方面，西汉树立了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建设方针。
约法省禁，清静无为。
当然，黄老所谓的“无为”是一种策略性的无为，即对民间的一些经济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大家站在西汉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他们能够选用的“治国模式”其实并不多。
无非是法家、儒家、道家这几种。
道家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思路是用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来恢复积蓄国力，不折腾。
中国历代大一统的王朝，经过一个甲子左右的休养生息，在甲子到百年之间国力常常会达到巅峰。这一时期，雄心壮志的帝王往往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意愿，去完成先辈们味精的事业。
- 对匈奴作战
经过长达六十五年的经济建设，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继位时，汉王朝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遥想西汉初年，刘邦想找四匹颜色相同的马来驾车都不可得，萧丞相只能坐牛车。
而武帝初年，连普通百姓也拥有马匹，史*载曰：“（马匹）阡陌之间成群”。
汉武帝继位后，为了实现“王者无外，天下一统”的宏图大志，开始从以下几个方面布局：
01、启用以田蚡、窦婴、赵绾等代表的儒家执政班底，废弃黄老政策；
02、打破人事任命惯例，对于丞相公孙弘采用了先拜相后封侯的模式；
03、提升御史大夫的地位，让御史大夫部分取代丞相的作用，由皇帝平行管理；
04、实施“推恩令”，缩小地方诸侯势力的土地与权限；
05、盐铁官营；全国范围“均输”“平准”统购统销，强干弱枝；
06、加强军队尤其是骑兵部队的建设，准备与匈奴决战；
同时，打通社会上升通道。大胆提拔新人。
比如大将军卫青，幼时本是一个受尽苦楚的牧童，成年后在平阳公主府做骑奴。
再如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出身为平阳侯女奴和平阳县小吏的私生子。
在阶级分化明显的古代，底层人民上升的渴望十分强烈。
仿造“秦制”，通过军功封爵的愿景，激发他们的洪荒之力。
经过八年的筹备工作，公元前133年，汉朝策划了著名的马邑之谋。
马邑事件后，西汉和匈奴的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大规模交战的序幕缓缓拉开。
匈奴方面开始屡犯边境，汉朝强力出击。
公元前129年，西汉对匈奴的第一仗正式打响。
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
卫青部到达龙城，斩获匈奴七百级。
公元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收复河套平原，解除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同年，汉武帝在河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
公元前124年，大将军卫青率军十余万出朔方，斩获首掳一万五千级，取得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首次重大胜利。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走廊，共斩首四万余级。
同年秋，匈奴昆邪王率众四万余人来降，汉武帝设立武威、酒泉郡，甘肃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心集举国之力对匈奴实行长途奔袭，力求彻底歼灭匈奴主力。
他派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精锐骑兵及数万步兵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这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艰巨的战役。
从早期的“守城作战”到如今千里奔袭“野外作战”，拔得漠北决战头筹的是年仅21岁的霍去病。
他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突入匈奴腹地，与匈奴左贤王相遇。
在关乎国运的决战中，霍去病部以伤亡万余人的代价斩首七万余级，重创匈奴主力。而后乘胜追击，一直到大漠深处的狼居胥山，经此一战，“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 战后红利
汉武帝时代结束对匈奴作战后，王朝在汉昭帝开始逐渐进入恢复经济和巩固发展的阶段。
史称“昭宣中兴”。
尤其是在汉宣帝刘询执政时期，史书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
回顾历史：
刘邦的年代，国家百废待兴。
文景之治经济有所发展，但考虑到准备对匈奴作战，帝国财政必须过紧日子。
汉武帝对外用兵，主要矛盾不在内政，国家经济趋向战时体制。
直到昭宣时代，西汉才开始享受战后红利，各方面环境变得比较宽松。
不过，一旦消除了外敌，泄了气放松下来，王朝也就渐渐步入了末期。
松、紧、松。。。的循环。
小结
最后，聊一下“历史的局限性”。
所谓局限性，大概意思是指当局者迷，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不能正确判定自己所在的历史大环境。
就像瑞·达利欧说的“每个人仅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
文景之治下的汉朝人民，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王朝中所处的历史阶段。
昭宣中兴下的盛世人民，也并不会觉得“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晋书》记载，公元三四七年，“恒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盛世在时，亦不觉异；自其没后，不见其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