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公公丰子恺（石门方言称祖父为公公,祖母为婆婆)一生辛勤笔耕数十年，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是位难得的多产作家。他的散文篇篇清雅质朴，真诚坦率，往往小中见大，意境隽永，读了令人回味无穷。但是我们注意到，公公的著作里极少写到过他与婆婆的感情，我们猜想公公可能视私人感情为隐私，不愿意展现于大众面前吧？我们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对他们的关系略窥一斑。
1919年公公婆婆结婚时留影
公公和婆婆的婚姻是个典型的旧式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洞房花烛之夜他们方才见面，但是用公公的话来说，他们俩还是很投缘的。这不是一段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姻缘，婆婆出生于崇德的书香望族，家道富庶，她父亲那时担任崇德县的督学。公公的祖父在石门湾开一家染坊店，很早便去世，公公的父亲是清朝末代举人，所以公公算是书香门第出身，但他父亲中举后科举废除，始终没有任官职，也早早去世了，因此家道没落，勉强能糊口而已。据说公公由于小学会考的文章出色而得到做督学的未来岳父的青睐。我们的曾外祖父慧眼识才，思想开明，不嫌弃丰家的清贫，屡次提亲，终于将掌上明珠嫁给了公公。据说婆婆的嫁妆装满了好几船，异常丰盛，丰家老屋负担过重撑上了柱头以免折断搁檩，此事曾经轰动了石门湾，可见徐家之富裕。公公出名后，我们的曾外祖父徐督学慧眼识英才的故事，早已成为一段佳话。
1955 年左右丰子恺在日月楼看书
到了我们记事的年代，沧海桑田，徐家和丰家的过去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我们尚记得时局平静、家境宽裕时婆婆爱排场，喜热闹，家里经常宾客络绎不绝，她还热衷于庆生祝寿大请客，熟悉各种美味佳肴，凡事都尽量做得体体面面的，不愿从简办事，公公常称她为“四四六局”（石门方言，意“爱复杂化”）。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徐家鼎盛时期留下的雪泥鸿爪吧。婆婆虽然出身于富家，但秉性善良、性格懦弱、为人随和、毫无娇骄二气，是个典型旧式的贤妻良母。她本人不大有主张，凡事只要是公公的意见，她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安排和完成。而公公是个十分负责和顾念家庭的好丈夫、好爸爸，当然也是我们的好公公。婆婆能屈能伸，嫁到丰家后生活节俭，刻苦耐劳，我们听她说过爸爸小时候她自己洗尿布，也听爸爸说过逃难去后方婆婆承担了一大家子的家务，从无怨言，甘于清贫，不劝公公追求荣华富贵。“文革”中我们看到婆婆每天帮着阿姨清洁、拣菜、洗菜，甚至买菜及做各种家务事。
虽然婆婆念过书，也曾经教过书，能写会算，平时看书读报，但她与公公在文化程度上是有差距的。公公从不嫌弃婆婆，始终以礼相待，从无盛气凌人之举。多年来他们俩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共同度过了石门湾恬静的田园生活，早年谋生的奔波劳碌，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和平时代的温馨融乐，以及“文革”中的狂风骤雨。我们在长乐邨他们的身边长大时，目睹他们在晚年始终互相关心爱护，携手共老。
上世纪 60 年代早期，丰子恺先生在日月楼
我们在长乐邨长大时，看到公公婆婆始终相敬如宾。上海滩上夫妇之间不论年纪大小互称“老头子”和“老太婆”是很普遍的现象，也有人称呼“老公”和“老婆”，但我们从未听到公公和婆婆如此互相称呼过。公公在我们面前根据对话者的身份称婆婆为“姆妈”或“婆婆”，对外人称“力民”，有时也称“丰师母”。婆婆则相应地称呼公公为“爸爸”或“公公”，对外人是“子恺”、“丰先生”、或与家乡的亲戚一样称公公为“慈哥”(公公小名为“慈玉”)。后来我们看到公公的文章里提到婆婆时，总是用“妻”这样正式和尊敬的称呼。偶尔看到一封旧时公公用缘缘堂笺写给婆婆的一封信，抬头是“力民姐”，报告家常之后，他与婆婆商量如何消费刚到的一笔稿费收入。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公公私下对婆婆原来是以姐相称的，因为婆婆比公公大两岁。看着这封信，当年生活中的一些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记得有一年夏天，婆婆由于得了青光眼开刀，住院回来后疼痛难忍，整天*。正好遇到上海高温天气，暑气逼人，那个年代家里是没有空调的，婆婆因眼疾疼痛心烦意乱，且身体较胖，更是热得大汗淋漓，痛苦不堪。公公见了十分关注，指挥我们俩在二楼前房间中间给婆婆设一床躺下，对着前后窗子好有些空气对流，他还教我们给婆婆打扇、上眼药、擦汗、敷凉毛巾,想方设法让婆婆减轻痛苦。公公自己在隔壁的室内阳台(即日月楼)里看书，经常过来查看情况，指导我们，也时不时谈论各种事情，好让婆婆分心以起解痛效果。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上海处在备战备荒的高潮之中。政府号召疏散城市人口，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去郊县农村，公公被疏散去了近郊的港口曹行公社。听报上宣传似乎大战将临，人心惶惶，公公也不免紧张。为了婆婆和我们的安全，公公出发前建议婆婆带我们去石门湾南沈浜乡下他的胞妹雪姑婆那里住。通常婆婆凡事都听公公，但这次婆婆顾虑重重，坚持不肯走，她说南沈浜太远了，交通和信息都不方便，她要是去了南沈浜的话，将无法及时听到公公的消息，再说公公每个月休假回家怎么办，公公有事或生病谁来照顾……最后她对公公说：“我们多少年打仗逃难过来了，炸弹哪里都可以扔得到，人算不如天算，我和南颖青青还是一起呆在上海，听天由命吧。”公公只得作罢。不幸的是，婆婆的担心变成了事实，1970年初公公果然患病在上海住院，我们都庆幸没有去南沈浜。
上世纪40 年代晚期，抗日战争后丰子恺夫妇回到上海，在外滩的外白渡桥
公公和婆婆的晚年生活中也充满了晚年而有的诙谐。随着年龄的增长，婆婆的耳朵逐渐开始失聪，我们和她说话总要大声地喊，不然她听不清。公公常戏称婆婆是“聋子隔壁听”，一个聋子本来听力就不好，还要在隔壁房间里听，这样折扣打得就更大了，公公还叫她凡事“不要乱轧一脚”。平时婆婆爱与我们说话，可是由于听觉损失，常常误解，张冠李戴，笑话百出。比如说，婆婆常将“格宁”（石门话的意思是“什么人”）听成“卡宁”（石门话的意思是“客人”），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聋子隔壁听”的种种笑话，给我们当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
就这样，公公和婆婆相敬如宾，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一起走过了五十六载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直到1975年公公驾鹤西归。（丰南颖 丰意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