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墓考古发现的俑
正确看待历史名人墓葬的考古发掘
我在电视节目中讲过，唐代的名人墓葬和同级别无名人物的墓葬的区别不大，都要符合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要求，它们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共性，而个性非常少。以上官婉儿墓为例，如果不出土墓志，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墓主人的性别，更不要说将她直接比定为上官婉儿了。因为是历史名人墓葬，可资使用的历史材料相对会更丰富，便于展开深入的研究，解读起来受众也更容易理解，代入感更强，仅此而已。说起来科学是无趣的，但考古学家却是各自有趣，把无趣的考古发现用有趣的方式介绍给大众，这是考古工作者迫切需要掌握的技能。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神秘的“分金术”、“寻龙诀”，也不存在“掘人祖坟”的伦理困境。对于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来说，他们早就知道有朝一日难免会“重见天日”，不然就不会有李静训石椁上“开者即死”的诅咒。对于当代的时人来说，古墓葬和出土文物是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一旦面世就是公器，而不是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和炫耀的资本。
“考古不是挖宝”——用考古的术语解释这句话是这样的：检验一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标准不是是否出土了珍贵和罕见的文物，而是工作过程是否符合田野考古发掘的规范，研究结论是否符合逻辑和科学规律。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挖出了什么，而是怎么挖、挖完以后怎么解释。由于考古发掘具有不可逆性，所以这项标准对于发掘者的学术素养和经验要求非常高，这是考古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前提，也是考古学能飞速发展的原因。因为每一项田野考古工作面临的都是新问题，新问题倒逼考古技术不断提高，永远不存在止步的可能。
唐昭容上官氏公园
我国的文物保护政策法规不允许寻找发掘帝陵和历史名人墓葬。实际上考古工作者从不主动寻找古代墓葬去做发掘，除非是要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或古代墓葬面临破坏和毁灭的风险。我们常说考古学在中国的前身是金石学，但金石学是当时极少数社会精英才能接触到的学问，它所对应的是私人的古董收藏，是把老百姓排除在外的小众精神追求。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历史人物的墓葬甚至王陵因生产建设和盗掘大量出土，相关文物大多数已毁灭或是被贩卖到海外，不能不说这是历史之殇和民族之耻。**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当我们徜徉在空港新城唐昭容上官氏公园和薛绍墓遗址公园凭吊古人，当我们在博物馆中近距离接触上官婉儿墓志而感慨人生沉浮，这就是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为普罗大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是一个有文化传承的民族对自身历史、对先辈古人的尊重。
（本文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刊发时标题有修改。）
责任编辑：陆林汉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