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便诬告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怀不满,意欲与朝廷作对。于谦由此被下狱问罪,幸得河南、山西两地的百姓深感其大恩,为之请命申冤,又得同僚和周王、晋王等藩王的作证力保,于谦才得出狱,降为大理寺少卿,后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统兵大举来犯,王振便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遇全军覆没,明英宗自己也被俘。这就是大明历史上耻辱的"土木堡之变"。
大明一下转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幸得之前于谦没有随驾,被留下来主持兵部工作。在孙太后的支持下,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力排朝廷南迁等建议,固守京城,拥立朱祁玉为景泰帝,发起了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终于抗住了也先大军的进攻。也先在发还明英宗回朝后,撤兵远去。
大明迎来宝贵的安宁时期,由此,为官清廉人到中年的于谦便忠心耿耿地辅佐景泰帝明代宗整肃朝纲,铲除了王振余党,实现了一系列由乱而治的"中兴"举措,使大明渐渐恢复了勃勃生机。
谁知,还朝的明英宗被代宗皇帝幽禁于南宫后,在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享、左副都御使徐有贞、司礼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护下,发动"奇门之变"成功复位。
明英宗复位后,当即将于谦逮捕入狱,五天后旋及处死。
四、年尽花甲的于谦为什么被迅速处死?
明英宗复位后,之所以要迅速处死于谦,除了于谦"不得不死",因他死后,明代宗才没有翻盘的希望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于谦让明英宗在叹息之余深深嫉恨。
因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成了阶下囚之后,自然希望北京的大明朝廷早日把他解救回来。
谁知主持兵部工作的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忠于国家的主张,以"大义"取得临时执掌朝政的孙太后支持下,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玉为明代宗,改他为太上皇。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主战想法后,得任兵部尚书,随及动员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为主的二十二万人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他这个太上皇似乎已可有可无,完全置其生命于不顾。
也先见明英宗已无利用价值,颇有玄机地将其遣送回朝。此时的明代宗显然不愿意待见他,当即打入南宫监禁,失去了自由。
更可气的是,原本答应将他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的明代宗,后违背承诺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这一举措让明英宗仇恨不已,便把明代宗给予他的种种屈辱都算在于谦身上,认为是于谦帮助明代宗所致:不仅欺负了他,还算计他的儿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能将于谦处死,才解心头之恨。
另外,帮助明英宗复位的石享、徐有贞等奸佞都害怕于谦,对于谦严重不满,恨意也很深,都希望快速处死于谦后好握稳权柄。
代表武官集团的大将石享原本是于谦推荐的人才,只因于谦为官清廉,不满意石享以仅图报恩而"唯亲"地荐用其不堪大用的儿子,石享由此被于谦斥责后便暗生怨恨。
徐有贞与于谦早有仇怨。因"北京保卫战"前,徐有贞是力主"南迁"的首要分子,被于谦厉声阻止后从此而心生间隙。
至于太监曹吉祥,其欺压良善的所作所为,于谦原本看不惯,早就不是同路人。
五、兵部尚书于谦何以甘愿赴死?
于谦在明英宗发动"奇门之变"时,其实是有机会镇压的。
那时,于谦仍是少保兼兵部尚书,手握军权。而石享等人的力量并不雄厚,仅仅是千余家兵,即便有曹吉祥的太监内卫追随,也很有限。
据有关史料记载,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的那晚,于谦正在军部衙门值班,得知消息后,仅对报告的手下说了句:"什么国家大事?他自有天命,你只管去。"便置身事外,什么也没做,甚至也没去想,任凭石享等人拥护着明英宗去往朝堂复辟。第二天,于谦整理好衣服,仍平静从容地上朝。
这是为何?是于谦担心事发突然,过于匆促,平息不了石享等人?还是认为明英宗复位后不会处死自己?
显然不是。于谦完全可以迅速调兵,摧枯拉朽地剿灭"夺门之变"。他亦明白若明英宗复位后,自己必死无疑。
但忠于国家的于谦知道,那时明代宗已病危,离大限不远,他改立的朱见济又不期早早夭折……。即便他处置了"夺门之变",大明又将何去何从?
为了生灵免遭涂炭,大明再度横生枝节,出现更大灾难陷入内乱不止之中,引发瓦剌再度入侵的悲局。
一生正气的于谦,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一袭来,立时把生死置之度外:谁当皇帝不重要,如今最关键是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天下的太平。
于是,于谦断然选择了放弃内斗,默许明英宗复位,甘愿接受明英宗对他报复性的处置:于谦一上朝当即被明英宗下令逮捕入狱,五天后以"图谋拥立襄王之子的谋逆大罪"被处死。
壮哉,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