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七月一日，本来是个平常的日子，可中国人民对这一天却情有独钟，因为历史给它赋予了新的意义。1921年在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大地上，霹雳一声巨响，诞生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历史由她谱写出了光辉篇章。
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来自不同城市、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集聚在上海当年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辛亥革命的骁将李书城的寓所。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就是这样十几个年轻人却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那就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86年前,李公馆中的13位代表,一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可以说是有着相同的人生起点,但是大浪掏沙,经过血与火的岁月,他们却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血洒疆场、英年早逝;有的继续站在革命的潮头,领路导航;有的落伍退却,脱党变节,成为人们所不齿的政治小丑……
刘仁静是参加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1902年3月4日出生于湖北应城县关一个清末秀才家里。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动刘仁静接受新思潮。他12岁到武昌博文书院接受中学教育。后进入中华大学附中,结识了早期宣传马克思主的恽代英,思想进步很快。1918年夏,又考人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后转入英语系。由于他英语基础好,用大量的时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带头火烧赵家楼、并爬窗进入曹汝霖住宅为群众开门,是五四运动中的“敢死队”成员。五四运动后，他广交朋友,结识了李大钊和邓中夏。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具体领导下,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刘仁静是发起者之一。后成为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最早的成员。1920年夏天,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通知,要选派两代表到上海参加建党会议。于是,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开会并决定选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
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后仍回北京大学学习,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学习。他走过了一条革命——参加托派——落荒与沉沦——反共——复归的路。正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节节胜利的时候,刘仁静投靠了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反共老手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写了4篇反共文章,不惜钻进国民党的战壕向共产党开火。中国革命胜利后，走投无路的刘仁静不得不负荆请罪,回到人民的怀抱。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逝世。
北京的另一位代表是张国焘，他是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上海代表李汉俊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是当时党内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
作为上海发起组的核心成员,李汉俊担负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工作,是引导董必武、陈潭秋等湖北籍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
他1892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 李汉俊的父亲将其送往日本读书。李汉俊在扶桑之国,度过了14个春秋。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由最喜欢数学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1918年底,李汉俊回国。第二年,他结识了董必武,两人相见恨晚,过从甚密。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李汉俊在上海参加《星期评论》刊物的编辑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海内外共产主义者联系开辟了一个窗口。
1920年2月,陈独秀抵达上海,与李汉俊等商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李汉俊和陈独秀一起,负责与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联系,以帮助各地建立党组织。李汉俊写信给湖北的董必武,约他在武汉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并利用回乡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湖北小组的同志视为“马列主义修养有素的人物”。陈独秀去广州后,李汉俊成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代理*。在这期间,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党的组织形式等一些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并发生冲突,两人意见相持不下,为此,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之交由李达负责。李汉俊独行的个性和曲折的党内斗争,使他与党的关系始终没有调整好,建党4年后，中共四大将其开除出党。李汉俊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仍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战场上,于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害。1952年8月,*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
何叔衡（1876-1935） 原名启睿，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18年参与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参加领导逐张敬尧运动。1920年与*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校长。1928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回国，在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1931年到江西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往闽西途中，在福建长汀附近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身负重伤。敌兵以为其已死上前搜身，他猛地奋力反抗，打死敌军两人，不幸自己又连中两枪而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武汉党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推选了武汉校长董必武和该校教员陈潭秋参加一大。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黄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1919年初春,董必武去上海山等报告公务。与李汉俊结识。就在这时,董必武又结识了同乡陈潭秋。
加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来自学堂的知识分子。中间,虽出现过*这样的军队统帅,却只有且以战士之勇持枪作过战,火线负过伤,那就是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冈县一个书香之家。1914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人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英语,同时也是校内有名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英语教员。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
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女子师范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1923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1924年秋潜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负领导。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转赴江西任省委*,秘密配合南昌起义。
翌年他调到顺直省委(北方局)任组织部长,后曾到中央组织部协助*工作,1930年又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他到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并受刑,坚不吐实,关押两年后获释。出狱回上海后,于1933年转移到中央苏区。陈潭秋到苏区后任福建省委*,又转任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面对国民党军日益紧缩合围圈,他一再主张尽快分散以进行游击战争,1935年春，陈潭秋便与谭震林带一个加强营翻越武夷山西进。路上连遭敌正规军和民团的截击,在上杭附近被包围。此时营长牺牲,陈潭秋便挥枪指挥战斗,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耳,滚下悬崖摔伤了头部。一天拂晓,他们的驻敌"清剿"队包围。面对危境,陈潭秋主动要求带领一个警卫班掩护,让其他领导率大部队冲出去。突围开始后,他先举枪连续开火,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待部队脱险后,陈潭秋才率身边的战士突围,结果这一个班在山边全部牺牲,他自己躲进一个山洞幸免被敌搜出。随后他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找到闽西党组织负责人,并转上海治伤。
1935年7月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从建党到牺牲,陈潭秋始终站在党的工作前哨,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与人民共奋斗、同命运。在敌人的监狱里,他真正做到了头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可丢。在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时,被新疆军阀盛才逮捕。被捕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特务和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打手连续数十天对他进行拷打,使用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他却始终不屈。1943年9月,盛世才为献媚于蒋介石,在夜间将他用棍棒打昏然后勒死。由于当时党中央不知道他已经牺牲,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陈潭秋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
王尽美和邓恩铭是济南党组织的代表。王尽美,这位山东省莒县（今属诸城）北杏村一个佃农家的孩子,1898年出生时,家里就只有祖母和母亲两人。8岁时,被迫为东家的孩子伴读,后来又断续地读过几年书,从10岁到20岁,王尽美因失学在农村做过6年农田劳动。尽管这样,他没有放弃文化学习,而是一有时间,就孜孜不倦地攻读,他很赞赏古人“铺沙练字”的精神,并经常效法,使自己的知识日积月累地增长;另外,他爱好广泛,积极参加村民业余剧团活动,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演戏等技艺。少年的苦难经历并没有把他吞没掉,反而培养了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养成了吃苦耐劳、忠厚朴实的优秀品质,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坚强不屈性格的人。1918年,王尽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东问题,因此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山东人民更感到与己休戚相关,山东爱国斗制激烈,青年学生更是觉醒最快的阶层。王尽美积极地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带领同学们进行集会、游行、罢课、宣传等活动。在斗争中，崭露出其组织和宣传才能。一大后,王尽美回到山东,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部山东分部主任、中共山东地委*等职。领导山海关、秦皇岛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因积劳成疾,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是第一个离开入世的中共大代表。
邓恩铭比王尽美小3岁,是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水家娃子。1912年,邓恩铭进了完全小学读书。他学习成绩优秀,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但尽管如此,由于家境不好,小学毕业后,他仍然面临着失学。在亲戚的帮助下，邓恩铭到了山东济南,并于1918年考取有名的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当五四运动波及到济南时,邓恩铭立即投入到学生运动中,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在斗争中,又结识了王尽美,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1920年年底,他们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又与北京、上海等地党的早期组织加强联系,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帮助下, 诞生了山东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北京代表张国焘赴上海的途中路经济南,停留了一天,邀约王尽美、邓恩铭等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谈了召开中共一大的问题。在张国焘离开济南后, 王尽美 、邓恩铭即乘火车南下,于6月底以前到达了上海,他们是到得最早的外地代表。
邓恩铭在一大后也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市委*,山东区委、省委*等职。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被捕, 1931年4月5日清明节早上6时，在济南纬八路刑场，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血泊中，留下了“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的壮烈诗句。时年30岁。他死后,尸骨一直没能找到,每到清明,悼念他的鲜花,就摆在他的亲密战友王尽美烈士的墓旁。
广州代表陈公博出生于广东的一个武官家庭,自幼家庭条件比较优越。1903他的父亲因参与一次反清起义败露而人狱,从此,他们的生活一落千丈。陈公博开受着世态炎凉。但他的求知*十分强烈,1917年,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或许是家庭的变迁所遇到的阻力暂时消磨尽了他"横剑跃中原"的锐气,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中陈公博,却采取了游离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整个五四运动期间,他只有一次散发传单的举动。
1920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后,加入到进步宣传的行列。他与北大同窗好友谭平山、谭植棠共同协商并联络广州的进步人士阮啸仙等人创办了《广东群报》，并亲任总编,宣传新文化,传播社会主义学说。
1921年3月,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宣告成立,谭平山任*,谭植棠分管组织工作,陈公博分管宣传工作。
为培养革命干部,壮大党员队伍,陈独秀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委托陈公博创办"宣传员养成所"。陈公博任校长,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干部。在此期间,陈公博还承担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工作的开展。
当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党的早期组织先后成立,召开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表大会时机已经成熟,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向广东党的早期组织发来开会通知时,广东党的早期组织鉴于陈公博在组建广州共产党支部时的贡献,便推举陈公博为一大代表。7月21日,陈公博偕新婚妻子李励庄到达上海。他们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处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并不关心。在一般的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东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
在大会进行时,法国巡捕和中国巡警扰乱了会场,代表们陆续离开了。陈公博由于撤离不及时,与李汉俊同被查问,寓所也被搜查,幸未发现问题。但陈公博在离开李公馆时却被盯梢了,他沉着地坐上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直奔上海的乐园一一大世界游乐场,并最终摆脱了密探的盯梢,回到下榻的大东旅社。陈公博惊魂未定,当晚,他们夫妇所在的大东旅社住房的隔壁,又发生了一起使他们惊骇不己的凶*案。
一夜之间发生两起让人惊恐的事件,吓得陈公博再也不敢在上海呆下去了,同时也不敢再参加代表大会了。第二天,他便偕妻子乘车到杭州玩去了。他做了中共一大的逃兵!
接着,他又做了中国共产党的逃兵。
一大后,陈公博回到广州。之后,他竟然和中央唱反调,支持陈炯明叛乱。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派张太雷到广州,要求陈公博立即去上海作出解释,陈公博断然拒绝,并在写给陈独秀的长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后又在广州党组织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员的义务。从此陈公博由一大的逃兵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逃兵。1923年,他被开除党籍。1923年,陈公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受到重用。在广州国民党二大上,他当上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大革命中的重要一员。
抗日战争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汉奸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在苏州监狱被处决。
在一大上,海外的代表只有周佛海一个,他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小时候读书时,虽说不上幼有大志,却是颇有上进心和抱负的。由于家境贫寒,便拼命用功,他惟一的希望就是中学毕业后进长沙的省立高等师范,或者能谋到一个县政府*,或当一名小学教员而终其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17年夏天,一桩决定他命运的喜讯降临了,使他几乎相信有"命运之说"了。他被告知可以到日本留学了。这样,在师生们、亲朋好友们的帮助下,他果真踏上了留学的征程。在日本,周佛海每天早起晚睡,刻苦用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除了功课外,他专门阅读和研究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对西洋历史和国际形势,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1920年,周佛海回国省亲,在上海,他见到了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时陈独秀正在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陈独秀对周佛海谈了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周佛海听了之后,十分赞成,并且积极参加了筹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周佛海为什么这么积极呢?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又看了不少的共产主义国革命的书,已经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了。而且他对当时中国黑暗的官僚军阀统治非常不满,受俄国革命的影响,认为要救中国只有推翻这些统治阶级。但是,他的这种"信仰"却含有强烈的个人*,即"政治野心"。怀着这样的政治野心的周佛海,认为在当时中国政府腐败、世界革命高涨的时候,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正是他实现其"抱负"的途径。这样的政治野心驱使他在后来的宦海中浮沉翻滚。
暑假结束后,他回到日本继续学习。课余时间,他积极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列的著作,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论文。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革命领袖",他每周组织次演讲会,同学们都说他有演讲天赋,言语动人。他听后更加自命不凡。
1921年夏天,上海发起组也向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发出了通知。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在东京的施存统,在鹿儿岛的周佛海。这时,施存统到日本不久,课也紧,便推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便利用暑假的机会赶赴上海,并参加党的一大。
一大后,他奉党的指示,参加组织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部的工作,投身于劳运动。年底回日本读书。
1923年,周佛海即将毕业,但他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正在这时,时任国民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回国去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答应月薪大洋200元。佛海喜出望外,不顾课程没有结束,便回国赴任。同时,他受邹鲁之聘,兼任广东大教授。这样一来,周佛海慢慢地不愿缴纳党费,不愿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并到处散布共产党的不满情绪。中共派*专程去做工作,但周佛海还是一意孤行,要求脱离党组织。为纯洁党组织,中共中央准其脱党。脱党之后,周佛海走上了一条反党的道路。随后,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任中宣部代长。抗日战争时期,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汉奸政府担任行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为第三号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
党的一大召开的时候,陈独秀因故不能出席,便委派包惠曾出席中共一大。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县东乡包家畈一个农家子弟。1912年,考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夏,他毕业后回乡任教,因反抗当地豪绅,再次逃回武昌,做了一个新闻记。在采访中,他逐渐认识到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树立了要改造社会的理想。
1920年,包惠曾在武汉组织发起了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这次活动使他在武汉变得小有名气,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不仅他的文采为人看重,而且他的性格也令人称奇。包惠僧情绪波动特别大,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话不投机,可能吵嘴打架;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想后果。因而有人怕他,有人讨厌他,但也有人愿意结交这样的朋友。
陈独秀来武汉讲学,他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陈独秀,并给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给已经回到武汉的董必武写信,商谈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事宜。同时,刘伯垂受陈独秀的委托从上海来到武汉,先找了董必武,后又找了包惠僧,具体筹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经刘伯垂介绍,包惠僧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在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刘伯垂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包惠僧被推举为*,负责党的日常工作。
1921年初,包惠僧把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工作交给陈潭秋,前往上海,准备到莫斯科留学。因海路中断,路费也未能筹到,未能成行，就留在了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工作。5月中句,李达、李汉俊派他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陈独秀便在广州党员会上,提名陈公博、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1927年大革命的低潮中,面对白色恐怖,包惠僧脱离了党。1930年冬,他开始投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怀抱,先后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从1947年5月起,包在南京伪政府一度升任到人口局长。1948年离开国民党政府去澳门。解放后,从澳门回到北京,实现了复归的心愿,曾任国务院参事。包惠僧的一生,走了一条革命——消沉——歧路——复归的路。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全面反思自己,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病逝于北京。
1949年10月,当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使中国华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只有*和董必武。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