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纪念日。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八一南昌起义犹如一声春雷，好似黑暗中的灯塔，使中国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终于找到了依靠武装斗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光辉道路。
在92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目光回到当年的现场就会发现，在南昌起义中，依然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南昌为何是最理想的起点
南昌被后人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不是由于一次擦枪走火，也不是因为一场毫无预料的遭遇，它是深处重围中的一丝空隙，更是慎重考虑后的前进方向，内忧外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为它增添了神秘色彩，时移世易蕴含的战略艺术才是它的本来面目。
▲这是反映南昌起义的油画（据新华社）
“宁汉合流”后的立足之地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民主革命，史称“宁汉合流”。大革命高潮时期，国民政府从广东发展到湖北、江西、福建一带，中共中央机关随之从上海迁往武汉。国共合作破裂后，随着国民党反革命面目的日益明显，大革命开辟的民主土壤逐渐被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
共产党失去了国共合作时期的立足之地武汉，急需找到新的立足之地，于是选择了广东的海陆丰一带。这种选择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希望掌握海陆丰的港口，尽可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二是考虑广东作为国共合作开始的地方，革命思想较为活跃，以二次北伐为旗帜有利于革命发展；三是避开宁汉锋芒，远离中原这个诸侯角力的战场，免受倾轧波及。目的地有了，接下来就要规划路线。彼时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只有控制赣北南浔线的国民党势力没有公开反共，而那条自九江至南昌而后南下的“中间路线”本就不是为中国共产党设计的，可此时却成了我党临时的庇护所。
“依张回粤”已然行不通
南昌起义一个月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大部分力量联合张发奎重回广东，这就是“依张回粤”。提起“依张回粤”，就不能不提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就不能不提张发奎这个人。张发奎，1912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参军，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后因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4军军长，后被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各界重视。张发奎不愿同汪精卫、唐生智“东征讨蒋”，又在两湖没有地盘，所以企图率部南下广东另开局面，即“回粤运动”，行军所用路线即上文提到的“中间路线”。
汪精卫酝酿“分共”图谋时，张发奎拥兵自重本就对汪三心二意，部下中亦有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员且多为骨干，他又是格外爱护袍泽，因此并不热心反共，甚至曾明确表示保护中共党员。因此，我党在四面环敌时把目光望向了身边的张发奎。然而张发奎没有认准中国共产党。7月14日，武汉国民党召开秘密会议，张发奎同意“分共”。随后的种种迹象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此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南昌城内我强敌弱
1927年7月份的华中地区，正经历着一个各方瞩目的大事件，即国民党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汪精卫集团打算东扩地盘，同时借机掩盖反共叛变阴谋，因此调动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参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着转移中央、南下广东，因势利导地将自己的力量向江西集中。一时间，九江汇聚了国共两党大量部队。随着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特别是察觉张发奎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实际是要把贺龙、叶挺部队调往德安解除兵权后，我党决定紧急动员，从速移师南昌。
为何是南昌？起义前夕的南昌地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有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3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此外还有预定参加起义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第75团，总兵力约2万人，队伍中更是云集诸多后来名列开国将帅的将星们，可谓是兵强马壮。相比之下，国民党守军的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了，唯朱培德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颇有战斗力，算上第3军、第6军和第9军的几个团，全部兵力不到1万人。南昌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久留之地，集中兵力形成我强敌弱态势，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以此为起点打出武装革命旗号，趁国民党主力部队赶到之前快速转移，是当时中央贯彻南下方针的最好选择。
谁倡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5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同时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其中根本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了九江后，利索地将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7月20日，在与谭平山、邓中夏进行的九江会议上，李立三敏锐地分析了临时中央“南下广东”并不可行，转而提出将一些可以争取的部队尽快集中于南昌，在南昌举行起义！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随后，李立三和邓中夏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并得到了*的同意。
群英荟萃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中，走出了一大批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将帅。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有8位元帅、4位大将都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这还不算未被授予军衔的*等中共重要*。
这8位元帅和4位大将，并非都是直接参战。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南昌指挥起义作战的有3位：第20军军长贺龙；指挥部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回了两位：前军委*聂荣臻；第4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
8月10日，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陈毅从九江赶过来。起义时，在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内，还有两位后来的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和徐向前。
起义前，徐向前没能和党组织联系上。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指挥部军官宣布：“共产党员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当天晚上，徐向前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
相比在南昌城头指挥作战的元帅们，叶剑英对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贡献是秘密的，以至多年来很少为人所知。起义发动前，时任张发奎第2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等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这艘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定下了起义的决心。
南昌起义中还走出4位大将：陈赓大将、粟裕大将、许光达大将、张云逸大将。
南昌起义背后的保密故事
成功的保密工作，是南昌起义顺利举行、一举歼灭敌军的重要保障。其中，起义部队驻防地巧妙部署，起义战斗命令传达过程严密，起义联络侦察方式高度隐蔽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很好地控制了知密范围，降低了泄密风险，确保了整个军事行动计划的安全实行。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的雕塑
起义部队驻防地的巧妙部署
1927年7月25日、26日，叶挺率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第20军部队先后到达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为了更好地出敌不意，起义部队驻防地点可谓精心部署。
当时驻守南昌的敌军主要有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警卫团，王均的第3军第8师第23团、第24团；程潜的第6军第19师第57团；金汉鼎的第9军第27师第79团、第80团，兵力总共约6000人。为了使起义军采取行动时，不需大范围长距离调动军队，有效保证行动的快速、隐蔽，当时叶挺、贺龙部队驻防地大都靠近南昌城内敌军的驻地。叶挺第11军军部驻在心远中学，其所属部队驻扎在附近，毗邻敌第3军第23团（驻扎在贡院）、第24团（驻扎在新营房），第6军第57团（驻扎在天主堂、匡庐中学）。贺龙的第20军指挥部设在宏道中学（子固路165号），与当时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的敌第5方面军警卫团地处邻街，距离只有200米。
这些驻地的选择要归功于朱德。起义前夕，根据党的指示，朱德秘密返回南昌开展起义的情报搜集准备工作。这是因为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早在1927年1月，朱德就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转到国民革命军第3军朱培德部工作。朱德到南昌后组建了第3军军官教导团，担任团长，并在3月、4月间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6月下旬，他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去了武汉。7月21日，朱德回到南昌后，立即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精心绘制南昌市区的地图，并对敌军兵力部署与驻地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为起义军选择了合适的驻地。
起义时的战斗部署，也主要根据部队驻地来安排。当时南昌起义的作战计划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负责攻打敌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叶挺率领第11军，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天主堂、匡庐中学、新营房、高昇巷等处敌军。以朱德为团长的军官教导团学兵营，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
从这个作战计划可以看出，叶、贺部的驻地基本上就是起义时部队作战部署的位置。比如负责攻打敌第9军第79团（驻扎在大校场营房）的第20军教导团与第20军第6团换防后，与敌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到敌军的住室。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翻过矮墙像潮水似的拥进敌人院子，战斗很快取得胜利。
战斗命令传达过程的严密性
能否成功打响第一枪，保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起义军主要*保密意识强，在传达作战命令的时候，采取了布置岗哨、调换干部等有效的保密措施。
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起义代前敌总指挥叶挺在百花洲畔的第24师司令部所在地一栋教学楼的教室内，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为了保密，会场周围布置了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以严防计划泄露。在会上，叶挺强调，行动前要绝对保守机密，行动时要勇敢迅速消灭敌人。与此同时，起义代总指挥贺龙在第20军指挥部也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在宣布起义计划、下达作战任务后，为防止消息走漏，决定把部队中一些不可靠的下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
其次，命令逐级下达，过程十分严密。在叶挺、贺龙下达作战命令给团、营级军官后，命令一级一级往下传达，连一级干部7月31日晚在部队移防前才接到战斗任务。直到深夜战斗即将打响前一刻，连长才将命令传达给排长，排长传达给班长，最后才传达给战士。据袁也烈（第24师第72团第3营营长）回忆：“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他们兴奋，他们鼓舞。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夜深人静后，“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作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
同时，为了控制知密范围，没有作战任务的非军事人员大都对发动起义不知情。比如南昌起义参加者胡毓秀回忆说，起义当晚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才得到军队已经起义的消息。
起义侦察方式的隐蔽性
起义侦察方式的隐蔽性，最大限度减少了泄密隐患，确保军事秘密的安全。
7月31日，各部队的指挥员根据本部的战斗任务，进入战斗发起地点。同时以会朋友、拜访友军等名义，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情和作战环境进行侦察。比如起义前，第20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带着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第79团团长，受到敌团长的热情接待，带领他们在营房内外参观，并将自己团人数、装备、武器，甚至连每个战士有多少子弹都做了详细介绍。
再次，部队换防、战前演练大多是以打野外、日常训练的名义进行。战士涂国林后来回忆说，他所在的教导团驻在大营房几天，每天半夜都要紧急集合，后来才知道这是起义前的演习。第4军第25师也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九江前往南昌。
从战斗前敌军的反应情况来看，起义军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切实有效的。他们对起义消息并不知情。我们可以从袁也烈的回忆中窥见一斑。袁部到达敌营房附近后，派营部副官带着传令兵与敌部联络露营一事。敌参谋对靠近他们营房露营未加反对，而且还抄给了去联络的人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有了这个口令，起义军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敌营房了。值得一提的是，敌参谋长还善意提醒我们的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
南昌起义成功的保密工作，使得起义部队能顺利按照预先侦察好的目标、方向和道路，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南昌起义各级将领高度的保密意识，严密的命令传达方式，隐蔽的联络方式等，也为后来革命战争保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来源|读者报 作者|胡锦武 樊永强 姜廷玉 谢宏维 张富华 朱宏博 鲁文帝 徐汤峰 刘小花 杨飞 张晓祺 代烽 徐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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