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３００年前，史前中国的“五四变局”
——结合考古推断《山海经》等文献中炎黄时代的十大发现
考古发现距今５３００年前即公元前３３００年之际，正是中华大地风云际会天崩地裂的年代。五种势力（文化）的突然消亡与四种势力（文化）的勃然兴起，绝非偶然。此际所发生的一连串兴亡更替，虽暂未见史笔，然以后世拟之，必有类似涿鹿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大战役的大决战发生。如果要编写史前大事记，此际必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章。笔者在此将其概括为史前中国的“五四大变局”，并尝试进行探讨。
中
１，中原地区的一亡一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３００年）结束了７００年的存在，其中灵宝西坡遗址尤其引人注目；而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兴起，尤其是出现了巩义双槐树都邑、郑州西山古城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都邑群，展示了一个强大政权的全新战略布局。
２，长江中游的一亡一兴：大溪文化（公元前４４００－３３００年）结束了长达１１００年的存在而走向消亡，而屈家岭文化（公元前３３００－２６００年）在此一带开始兴起并存在了７００年。
３，长三角的二亡一兴：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崧泽文化（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３００年）与宁绍平原历史极其悠久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５０００－３３００年）同时消亡，而良渚文化（公元前３３００－２３００年）在此一带兴起，进而形成以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古国。
４，河洮地区的一兴：仰韶文化西播，在黄河上游及支流洮河一带开始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公元前３３００－２０５０年）。
５，长江下游的一亡：与上游位置的大溪文化、下游位置的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一样，巢湖东岸一带相对短命的凌家滩文化（公元前３５００－３３００年）也没有避免覆亡的命运。
６，经此变局的五存：除了以上“五四变局”的新生旧死、新陈代谢，还有此前此后存续的几大势力——
第一个便是实力最强的仰韶文化，这个北方集团内部虽然内部也发生了类似曹操攻灭袁绍、吕布的兼并统一战争，但最突出的还是对南方长江流域的横扫。
第二个是海岱地区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４５００－２５００年）。
第三个是偏居东北一隅蒙辽冀交界处一带实力强劲的红山文化（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继续存在了３００年。
第四个是长江流域下游上段天柱山下的安徽潜山一带的薛家岗文化（公元前３５００－２８００年）。
第五个是长江下游中段南京一带的北阴阳营文化（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推测为当时这两个相对弱小的势力没有进行武装抵抗，而是选择了媾和或者归顺，因而得以保全。
国
以上是考古发现的５３００年前中华大地主要势力（文化）的基本情况，这些发现在古籍文献乃至出土文献中有没有相应的记载和反映，则是广义的考古、疑古、释古、解古甚至证古性质的工作，以下尝试进行探讨。
一，中原地区的一亡一兴
双槐树遗址甫一发现，就有学者提出可能与黄帝相关。这种观点的主要挑战来自与文献记载的时代差异。因为《路史 发挥》引《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将黄帝时代大致框定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二者存在三百年的差距。三十世大约是９００年至一千年左右。如果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启建立夏朝，则大禹活动的时间点大致可视为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前后。如此则黄帝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即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左右。比５３００年前晚了３００年。也就是说，如果双槐树遗址是黄帝都邑，则《路史 发挥》所引《竹书纪年》的话是不可信的。或者说只能用《大戴礼记》孔子说的“黄帝三百年”进行解释，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竹书纪年，古本更为可信，今本多后代附会，基本不可信
如果按照“为世三十”之语进行推断，则接近考古上的仰韶文化式微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代，也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故而笔者此前将炎帝解释为三门峡灵宝一带的仰韶文化末任领导，而黄帝则是龙山文化的开创者，这个转变考古学上认为发生在灵宝一带庙底沟二期文化。那么早了３００年的在河洛交汇处的双槐树古城则可以视为伏羲之城，因为有传承已久的伏羲台，附近还有伏戏山等旁证。
然而笔者在完成了４０万字的《山海经证真》之后，发现灵宝西坡遗址与《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中的炎帝及其八世孙夸父高度相关，加之同时代全国范围内多处改朝换代式的大变局，由此则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双槐树古城确为黄帝都邑。为什么呢？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笔者确信灵宝黄帝铸鼎塬一带的北阳平遗址群，即炎帝根据地。可参考笔者此前论及的夸父、炎帝与灵宝一带的相关文章。
黄帝从郑州一带的根据地向西进攻灵宝西坡一带的炎帝，炎帝即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坡遗址，黄帝即崛起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主要遗址包括双槐树、郑州西山、唐户遗址等，“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被迫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西坡遗址一带，西坡遗址成墟，可称为“炎帝之虚”。炎帝及其族裔并未被斩尽*绝，比如夸父即炎帝八世孙，被分封在山东淄博潍坊一带，潍坊寿光的边线王遗址应即夸父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