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14)03-0005-20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最重要之会战”。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方均“集中主力于该方面”进行规模巨大的作战，更在于此次会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格局，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次重要会战，台海两岸学者已做了相当广泛的研究。台湾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0年代，大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此后，该方面研究似已进入平静期。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对淞沪会战战略意义的正反两方面都形成了众多不同见解，但研究尚未从根本上对这次“最重要之会战”的战略意义提出准确的论断。
一
中日战争的基本态势为敌强我弱，中国只能实行持久抗战。因此，是否有利于持久抗战应是评判任何一次会战战略意义的根本标准。中国持久抗战实现的基本途径不外两条，一是确定并建成稳定的持久抗战大后方根据地，二是采取有利于消耗日军战力且最大可能保存抗战力量的战略战术。尽人皆知，中国持久抗战大后方在战前早经确定为西南、西北，蒋介石在1935年已明定四川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因此，评判中日战争大会战的战略意义，最关键之点在考察其是否能更有效保存中国抗战力量并排除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根据地的障碍。现有对淞沪会战的研究大体都围绕此标准立论。但是，现存研究与此标准间是否构成了缜密的逻辑关系，却尚须加以进一步讨论。
淞沪会战战略意义研究中第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是蒋介石发动对上海日军的主动进攻，是否为有计划地逼迫日军把由北向南攻击中国心脏地区武汉的有利进攻路线，改变为由东向西进攻的不利路线。这一问题的提出者为台湾研究者，其中蒋纬国研究团队的见解最具代表性。该团队认为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改变日军作战线的方向，在战略指导上是一非凡杰作”。因此战使“日军作战线”由原从北向南，“被迫改为由东向西”，中国由是可以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而所以有此结果，是因为这一改变使日军“不能早期控制中国心脏地区———武汉”。相反，如日军以一部沿平汉线“由北而南”，一部从广州“由南而北”，“会师武汉”，就必将导致“中国东西隔绝，南北分断”，“切断中国主力西撤”之路，破坏中国持久抗战的根本战略。论者对这一见解皆熟知能详。台湾众多研究者和当时中国军队重要将领郭汝瑰等的观点与此大同小异。大陆学者在此问题上则持有对立之见。杨天石、马振犊、黄道炫等大体上赞同台湾研究者的观点，马振犊尤其着力论证了淞沪会战是蒋介石有计划引敌南下之战略实施。余子道则针锋相对，指出淞沪会战爆发时，蒋并无引诱日军南下，把上海变为中日战争主战场的战略预案，淞沪会战最终态势的形成是战事发展到1937年10月以后自身演变的结果。双方结论皆持之有据，本文论域不在于此，因此不加评论。
不管是否有意为之，淞沪会战最终演化成了抗战初期中日双方，尤其是国民政府集中几乎全部精锐之师尽力一搏的主战场，被视为中国心脏的武汉也在淞沪会战后10个月失守。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显然在于淞沪会战是否起到了避免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早期控制武汉”的作用，或者说是否不在1937年8月开辟淞沪战场，日军就会快速“沿平汉线”“直下武汉”，实现“速战速决”战略。对此，学者多有赞同者，也有持否定见解者，反对者对此战的盲目性和战略失策做了详细分析。但这些论证并未真正道明日军为何不可能在早期就迅速“直下武汉”。笔者认为还应对此进一步加以讨论。
从总体战力分析，日本为一小国，其战力与德国等西方国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其最强者为海军，当时已有为数可观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具有远洋作战能力。但这对一个并非海洋大国的中国作战不发挥根本作用。陆上作战，日本尚无德国等西方大国所拥有的空军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不具有如德军以闪电战一举灭亡法国、一个星期攻入苏联境内500多公里纵深的能力。日军从平汉线南下，从广州北进，会师武汉，战线长达2000多公里，为防中国军队的侧击，沿途须控制的地域多达10多个省、上百万平方公里。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日军无论从何路线进攻都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扫荡中国大军的主力，一举占领中国的心脏武汉。
有鉴于此，日军是否可能提早对武汉形成实际威胁就成为评判开辟淞沪战场战略意义的关键所在。1936年，日本曾有一份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在华北方面以一个军“占领北平天津附近要地”，一个军“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华中方面以一个军“协同海军”“占领上海附近”，“根据情况从华北方面沿平汉线南下，与此相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这是日本对华作战史料中较早出现攻占武汉的说法。郭汝瑰回忆说，他在陆大任教时，见陆大翻译的战术教材所载“日本顾问荻村的战术设想原案”就是“主力沿平汉路直打武汉”。郭氏的回忆恐与此有渊源关系，然其记忆显然不尽准确。这一说法表明日本在战前有过“沿平汉线南下”和“向汉口方面作战”的计划，而且，可以肯定此计划的萌生还会更早。但此计划仅是一个粗略的设想，并非具体作战方略。且在此设想中，沿平汉线南下也只是策应沿长江向武汉进攻，而非由此方面直接进攻武汉。从日本对华作战史料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日军对华并无一个事先周密策定的作战计划。因此，“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政界军界对处理事变立即形成对立的两派，对是否扩大对华战争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此乃学界尽人皆知之事，不须赘述。1937年7月11日，日本内阁内会议根据五相会议的意见，决定把“七七事件”“称为事变”，把出兵中国“改称派兵”，规定“派兵是为达到目的而显示威力”，“彻底遵循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形成了一个大体被各方认可的决策。其中所谓“显示威力”的内容是立即下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及飞行团一部、驻朝鲜第20师团开赴平津地区，加入“中国驻屯军”编制，并预备动员国内3个师团到华北，“迅速以武力讨伐当地中国第29军”。“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具体内容，在7月18日的五相会议上才有明确陈述。五相“一致认为”必须“坚持三协定(塘沽、何梅、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尊重领土主权，树立共存共荣，建立华北特别防共地区”。上述表明:其时日本政界军界尽管存在主张以防苏联为主的不扩大派与轻视对苏、力主对华作战的强硬派之间的意见分歧，但侵略目标完全一致，即实现华北特殊化，而华北特殊化是日本在1935年以后早已形成的侵华目标，而非新的侵略计划。至于实现此目标的作战范围，其政府和陆海军中央部“力求将作战地域限定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华南原则上不行使武力”。而前线的中国驻屯军则野心更大，7月15日就把“向永定河以西扫荡北平郊外”仅作为第一期作战，同时制定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邱一线，以增加的兵力进入石家庄、德县一线，与中央军决战”的第二期作战预案。
对“七七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的反应，杨天石据《蒋介石日记》论定其尚“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蒋当时不能完全摸清“日方底细”是可能的，但应付方针却似乎并不难定。7月9日，蒋就下令“平汉线孙仿鲁(孙连仲)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同日又电宋哲元，令其速回保定指挥作战，并告知中央“此间先派四师兵力增援”。蒋的意旨十分明确，要求宋哲元等务必“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蒋的指示显然有对抗日本制造华北特殊化，维护国家统一之意，亦有阻止宋哲元单独与日妥协之意。日军参谋本部7月10得报蒋的上述态度和举措，军政界两派经一番争执后，于7月16日由阁议决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参谋本部更明确要“国民政府确定期限”答复，“承认此次事变是局部问题，应由中国驻屯军与冀察政权进行交涉求得解决”，目标仍然是华北特殊化。如中国在限定的19日不能给出日本要求的答复，即“决心开始对华作战”，“在华北方面使用的兵力集结完了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然后占领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地区”。如此，可能引发“对华全面战争”，但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时，也要极力避免对华中和华南使用兵力”。
17日，参谋本部进一步做出了战争发展可能走向的预设:“以讨伐29军为目的而行使武力(预定两个月)，如果事变结束不了时，进行全面战争以消灭中央政府(三—四个月)。同时考虑到陷入持久战问题(一年以上)”。在16日的决定中，日本的作战范围有所扩大，由平津地区延展到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17日的预设提到三至四个月消灭中国中央政府，这大概就是以后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狂妄说法的来源。但应看到，这是力主不扩大方针的参谋本部第二课的假设，并非真要实施的战争决策。其中三至四个月消灭中国中央政府和陷入持久作战是其假设中引起全面战争后的两种可能，实际上，导致全面战争正是力主以防苏为主、不扩大对华战争一派的所言。其最有力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18日曾向强硬派重要人物杉山元陆相指出，如果与中国“打起全面战争，结果只和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泥潭”。因此，应该肯定此时日方不扩大派并无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更无为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而直下武汉的战略决策，其全面战争说法只是对一种可能性的担心。同期，强硬派及最具攻击性的前线部队亦最多预设进到石家庄一带地区。
7月19日限期到后，中国政府给出回答，“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具体内容不赘述)。日军“中央部接到国民政府的答复后，强硬论骤然成为支配性的论调”，但即使如此，“中央部和现地军之间对形势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不小‘分歧’”。因宋哲元并未完全听从蒋的命令，于7月18日答应日方停战的条件，并亲自代表29军“访问”驻屯军“司令官进行道歉”，21日，日本天皇询问杉山元陆相“在现地，事件已经解决。如果对方一切都实行的话，怎么处理”时，陆相不得不表示“如果是那种情况，派兵就没有必要了”。参谋本部22日即决定，“在政府认为必须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之前，暂停动员”。但前线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等则向“中央部”报告，因执行不扩大方针，“中国军民中，充满着29军胜利的气氛”，“南京中央军已经进入河北，破坏了《何梅协定》，因此，不能再死抱着不扩大”方针。此后，前线驻屯军不断进行挑衅，相继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日军“中央部”于7月27日下令实行第二次动员，令第5、6、10师团开赴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序列。28日，先期到达的第20师团发动对驻南苑29军部队的攻击，当日，中国军队南苑战事失利，北平很快失陷。
日军占据北平、天津后，发生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称为“预料之外的察哈尔作战”。这是一个颇具意义的提法。所谓“意料之外”是指中国中央军“汤恩伯部出现于八达岭、南口一带”，日军不得不改变原希图进一步“占领独流镇附近”，并于“9月初由永定河一线向保定方面作战”，以“确保北平、天津”的计划，立即分兵向察绥作战。且“由于中央军不断增加兵力，特别是卫立煌指挥的三个师由保定附近经山地向西北前进”，“驻屯军将可能集中兵力全部投入”该方面作战，妄图一举“消灭张家口以东的中国军队”。这个“意料之外”的作战其实已成为日军以后随时希图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从而形成总是追随中国军队主力动向作战的基本格局。
日军在南口激战之时，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令张治中集中第87、88两个精锐师(旋又增派第36军加入进攻)向日军驻上海的4000海军陆战队主动发起进攻。这对日军自然具有吸引力，8月17日，日本放弃不扩大方针，20日，从国内动员第3、11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海运淞沪地区，22日起在“川沙河口”和“吴淞铁路栈桥附近”登陆。但同时日本更向华北大规模增兵，8月31日编成华北方面军，辖第1军(以第6、14、20师团为基干)、第2军(第10、16、108师团为基干)以及“第5、第109师团和驻屯军混成旅团、临时航空队”，共“以8个师团的兵力由平津方面前进”。这里的8个师团单指有正式师团建制者，不包括驻屯军混成旅团和加入察哈尔作战的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1旅团。因此，实际用于华北的兵力已增至9个多师团。同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向国内报告，上海中国军队已达15个师，大部“从平汉、津浦沿线调来”。还有不少部队从其他北方驻地调往上海，第36师、第74军、第8师调自陕西，第98师调自武汉，胡宗南第一军调自徐州，这即是说，沪战开始半月以后，导致了日军对华作战规模的扩大，但仅吸引了日军国内2个师团兵力，不但未减轻华北的压力，反而成倍地增加了华北日军兵力。同时，中国大量精锐之师则从华北调向上海。
此后，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逐次向上海增兵，9月11日，日本以临参命99号，“下令第九、第十三、第一百零一师团到上海”，同日又“命令派第十八师团在满洲待机”。这些兵力均来自日本国内，同时从华北转到上海的兵力仅16个步兵大队和和部分炮兵部队，因而并未真正减轻华北的压力。9月20日，日军作战计划仍是在华北和上海两个方面同时进攻，“华北方面军(以八个师团为基干)击败河北中部之敌，依据情况这方面军的兵力可为九个师团”。上海方面“以上海派遣军(五个师团为基干)击败上海同周围之敌”，“预定以10月底为界限”。此后，日军直至杭州湾登陆未再从北方转兵上海，华北一直实际保持9个师团兵力。但其目标仍然只是要打到河北中部，并无沿平汉线南下直扑武汉的计划。相反，国民政府军则继续大量调往上海，川、陕、滇、黔、桂等省部队主力均调向淞沪战区，“经四十余日激战，国军逐次自后方诸省调部队向上海方面增加，总兵力达60个师”。直到1937年10月9日，日本才决定在杭州湾登陆，把上海作为对华作战主战场。以满洲的第18师团，华北的第6、16师团编为第10军实施登陆，实际登陆从11月5日才开始。史实表明，在1937年10底以前，尽管国民政府把全国大部分精锐部队投入淞沪战场，却并未引诱华北日军南下上海作战，倒是把华北的中国精锐部队和全国大部主力部队吸引到了上海。
由于淞沪战场占用了国军大部分兵力，华北实际成为兵力薄弱之区。参与华北作战的中央军主力仅汤恩伯部第13军、卫立煌部第14军。1937年8月，平汉路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第3军、第53军、第52军(此次关麟征部52军并未显示精锐之师面貌)和骑兵第3军迎敌。同期，津浦线则仅凭第29军(欠143师)、第67军、第40军之第39师、第49军、第23师等部驻守，兵力显然十分薄弱。8月上旬，日军驻屯军和第5师团先后向平绥线要地南口进攻，国军以汤恩伯第13军为主迎战，激战10天即感不支。台湾史家有言，“平汉线正面，本拟采取积极攻势，以增援南口”，就因“兵力不足”，只能在本线构筑工事，“以拒敌南下”，其言当属确实不虚。蒋命卫立煌部远道驰援，亦因中途遇敌阻拦，无济于事。时又遇关东军混成第2旅团于8月20日由张北向张家口进攻，刘汝明部防线当日即被敌突破。张家口、南口能否守住，关键在能否进占张北。南口战事发生前，蒋在8月3日就意识到，日军进攻察绥，“我应先占张北为要著”。但由于兵力不足，刘汝明一败，平绥线反被切断，南口西线危急，已呈现中国军队被包围态势。正驰援南口的傅作义部本欲与汤恩伯13军对南口一线发动反攻，因形势急转直下，只得火急回师防守张家口。汤军奉蒋介石死守南口命令苦战至8月26日，待援无望，只好突围。傅作义在张家口反击日军所占高地失败，张家口也于27日陷落。自此，张家口以东平绥线要地全部陷于敌手。史实显示，国军各部绝大多数皆抗敌用命，但终因兵力不足而至于不到一月即告全线失败。蒋介石深知保住平绥线南口乃关系华北全局之关键所在，声言只要守住此地，日军“就不敢南下”。因此，在汤恩伯8月25日南口告急时，蒋复电汤:“我军必须死守现地，切勿再退，否则，到处皆是死地。”蒋介石之言无疑万分正确，然而无奈兵力悬殊，虽将令如山也阻止不了前线部队的急速败退。
兵力不足是有形的薄弱，中国统帅部无暇专注指挥则是无形薄弱。其时，国军指挥系统已专注于淞沪战场，对华北战场的指挥力度十分有限。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指挥协调，华北中国军队间不但难于做到密切协同作战，反而多有互相掣肘之事发生。南口激战之际，晋军前往增援，刘汝明竟多次阻挠援军过境，甚至对中央军汤恩伯部过境也百般刁难。津浦线作战中，29军内部宋哲元及各部将领与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之间更是矛盾重重，互相拆台之事不断。这就使本来薄弱的战力更形弱化。
平绥线东段南口、张家口一带失陷后，日军后顾之忧解除，遂以第6、14、20师团(后108师团加入)由北平向平汉路攻击，兵力88500人。1937年9月中旬，日军分三路向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国军兵力不足，战至18日右翼即感不支而退，战线很快南移至保定附近。日军鉴于“作战进展顺利，遂决心继续攻击”，军力单薄的国军无力作有力抵抗，且战且走，9月24日放弃保定，战线退到石家庄附近。此地尽管有滹沱河天险也无济于事，10月10日，日军攻陷华北重镇石家庄，并轻易强渡滹沱河继续追击。前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即从北平一直打到当初野心勃勃的前线驻屯军希图达到的作战范围。
平汉线失败的具体战况，前线指挥官的记述更为清晰。据当时第2集团军第1军第27师79旅参谋长徐宪章回忆，日军发动攻击前，国军平汉正面设了三道防线，第一线由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担任防御，第二线由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防守，第三线由商震第20集团军防守。9月15日起，第一线受到日军第20、6、14师团攻击，孙、万部显然无法抗击，各师伤亡惨重。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却不予任何增援。回忆者对刘峙颇有微词，而实际上刘峙显然无力增援。因一、二两道防线之间战线长达100多公里，时第二道防线守军主力为第52军和第3军，本身就十分单薄，若出动增援，一旦失败，第二道防线也就不攻自破。因此，关麟征第52军只好守在保定，“在城郊等着孙连仲败退下来才抵御”。其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前军不支时后军无兵增援，而待前军大败下来之际，后军主力第52军和第3军更无力顶住挟优势兵力乘胜而来之敌，亦不得不放弃阵地继续后撤，保定24日即告失陷。保定失陷后，国军更无力阻止日军南下，石家家未经大军抵抗即落入敌手。此后孙连仲等部退往山西，第52军南撤漳河一线。平汉线更形空虚，日军几天内即占领顺德、邯郸等地，“如入无人之境”。
对淞沪会战导致华北空虚之失，论者也有从宏观视角简单论及者，但认为其“失”在于淞沪会战直到1937年10月才牵动日军南下上海，反而导致中国军队抗击不力而丢失华北(含山西)。这一评论尚欠妥当，华北的丢失并非淞沪会战所致。前文多有论及，日本占领河北是早已确定的侵略目标，依中日当时的实力对比，日军占领华北是必然的，不会因淞沪会战有所改变。重要之处在于因淞沪会战弱化华北国军兵力，导致华北过早丢失，使日军很快打到石家庄以南，客观上确乎出现了台湾研究者所论及的敌军早期控制中国心脏地区武汉的险情。此时，中国军队70多万精锐正被吸引在淞沪战场与敌浴血苦战。如日军以现有兵力拖住集中于华东的大部分中国军队主力，在华北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山西国军而不是发动太原会战，以主力沿平汉线直指武汉，中国军队根本无法快速集中大部队于武汉迎战。时平汉线仅余败下来的商震部第20集团军在河南北部整理驻防，力量十分有限，敌必将长驱直入，不经大战即有可能占领武汉，割裂中国为东西两部，陷中国军队主力于背海决战的绝境。但事实上日军并未如此选择战机。究其原因，似有二端:
其一，日本对华战争发展到此时仍无迅速占领武汉以切断中国大部军队西撤的更大战略意图。1937年10月1日，日本四相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言，“这个纲要是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华北华中的战局要扩大，而且因为眼看战争要旷日持久，所以设想通过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而结束战争的目标，稍后三相提出“在华北大体上把中国军队驱逐出河北省(《何梅协定》规定的地区)以外。在上海方面驱逐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以外”。《纲要》关于华北作战的目标与战争爆发初期并无重大变化，仍是“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宗旨是使华北在中国中央政府之下实现真正的明朗化”，在“日军指导下确保治安”，即把华北政权变为完全受日本支配的傀儡，亦即是实现华北特殊化。目标改变之处是因上海战争，日本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尽管侵略有所扩大，但仍无占领武汉之计划。因此，平汉线日军进到漳河一线后，即不再南下。10月20日，第52军退守漳河时，南犯敌军已有500人到达北岸，正行强渡，52军立脚未稳，前锋150团被渡河日军冲垮，团长阵亡，全团成溃退之势，但日军后续不但未源源而至，且已过河的700多人亦自行于21日“拂晓前撤回漳河北岸”。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反而有直接攻下武汉的机会，其所以未如此动作，原因之一在日方到此时仍无攻占武汉的计划。
其二，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对外侵略重心不在中国，而在称霸东亚乃至雄霸世界。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提出的《国策基准》确定的基本国策为，“对外发展自己，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对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对“外南洋”“以渐进的手段扩张”势力。为达此目的，其陆军发展“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发展目标为“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太平洋制海权”。此国策后来发展为“大东亚共荣”的侵略方针，其野心在于成为东亚霸主，同时能问鼎世界的海洋大国。因此，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意图在于寻找中国军队主力作战，一举打垮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以便转移力量于更大的侵略目标。前文论及，早在日军进攻南口时，其追随国军主力动向作战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在平绥线未消灭国军主力，日军又转向平汉线，希图在保定与国军决战，亦未达成目标。到9月2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仍希图“在现正进行的河北省中部会战中，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挫伤南京政府的抗战意志”。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后，由于平汉线国军多数转向山西，且山西尚有第二战区大部队云集，日军遂于10月13日起把华北主力转向山西，发起太原会战。第5、20、109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团组成)一部均参加太原会战。日军这一作战意图自然也适用于淞沪会战。淞沪地区集中了国军大部分主力，正是日军要寻求的决战机会，因此，10月5日，日军平汉线部队已接到指令，在占领石家庄后开始考虑“向其他方面转用兵力”。10月中旬，第6、16师团和国崎支队即“转进到上海方面”，与从满洲调出的第18师团编为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淞沪战场正式成为中日战争主战场。
任何战争的强者一方尽早寻得弱方主力决战都最为有利。抗日战争乃敌强我弱之战，日军随时寻找中国军队主力作战为有利选择，这一选择决定了其任何时候都会追随中国军队主力的去向而改变作战路线，中国军队在任何地方集中，日军就将向该方面攻击，并非仅淞沪会战牵引了日军的作战路线。日军视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度而把战线改向华中正是符合其战略计划的选择，而非不利选择。日本的主观意图和战争的实际发展进程都表明，中国政府主动发起淞沪会战虽然最终改变了中日战争的战略态势，把主战场由华北转向了华东，但并未在关键时刻真正减轻华北的压力，反而极大地拉开了华北中日双方战力的差距。更不存在避免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在战争早期控制武汉，割裂中国为东西两半，切断中国军队主力向西撤退之路，从而破坏中国持久抗战根本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
二
淞沪地区战场形势是否较华北更有利于中国军队在尽可减轻损失的前提下持久作战，是讨论和评判淞沪会战战略意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中第一要素在于会战是否给中国持久抗战赢得了更大空间。台湾研究者的见解仍以蒋纬国研究团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抗日御侮》指出，淞沪会战改变日军进攻路线后，中国军队获得了抗击日军的更大空间。其言:如在华北作战，“可供作战的空间，将为黄河以南地区，此地为一南北短而东西长的空间，若能迫使日军取东西向的作战线，则中国军队可获较深的空间”，因“日军作战线被迫改为由东向西之后，先攻战南京、徐州、再沿长江两岸，向武汉前进”，从上海作战算起，“耗时约一年又两个月，前进约1100公里”，更符合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方针。另一要素在于战场地形是否有利。对此，陈诚说，仅就淞沪战场本身言，地形对日军有利，“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藻山地，较为有利”。陈诚主观上要说明从具体战场地形言，淞沪地区对日军有利，从全局看，淞沪地区更利中国军队作战，但其见解实际上却说明淞沪地区具体地形地貌不利日军而有利中国军队。大陆学者也有持此论者，其言，淞沪地区“地形狭窄、沟渠纵横”，有利中国军队“构筑工事”“实行消耗战术，稳固防守”;而“日军在这一狭窄地带内，机动化能力及立体作战能力均难于充分发挥”。
对上述见解之不妥，台湾和大陆学者均有了一些论断。蒋纬国的《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一文指出，从总体地形看，“上海左边是长江口，右边是杭州湾，形成‘凸形边境’”，日军可以充分发挥其“占绝对优势”的“海军与其航空联合作战”，从“上海两侧的长江和杭州湾登陆，实施战略包围，容易取胜”。但蒋纬国认为，蒋介石正是利用这种不利地形才诱使日军南下作战，达成了改变日军进攻路线的目的。大陆学者也认为，上海地区接近海岸，“左濒临长江口，右紧靠杭州湾，形成一个‘凸’字形边境”，“日军优势兵力”“可以从上海两翼实施登陆，进行战略包围，容易迂回成功”。上述论证无疑都正确无误，但细加分析，所论皆指向淞沪地区整体地形的利弊。这些利弊更大程度上是关涉上海能否持久守住问题，而这点意义不大。当时，上海及东南地区任何一地只要发生大战，中国军队都不可能长期守住不失。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中国军队能够在淞沪地区抗击日军多少时间，且在此作战期内付出多少代价。对此点的认识却有待讨论。台湾和大陆研究者都认为，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抗击日军3个多月，把日军主力吸引到淞沪方面，已经“达成有利于”中国“持久战略之形势”。从战争的具体进程看，淞沪会战战略地形尽管对中国军队不利，日军除近海作战阶段发挥了海军优势外，并未在会战的3个多月内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战略地形，直到1937年11初才在杭州湾登陆，“迂回成功”，此时，中国需要持久的三个月目标已经达成。因此，讨论淞沪会战在战场形势方面是否具有重大意义，更应关注陈诚等提到的陆军作战的具体地形地貌是否有利中国军队减轻损失，持久作战。
台湾战史家指出，淞沪会战(不含南京作战)分为“攻势时期”(1937年8月13日至9月17日)和“防御时期”(1937年9月17日至11月9日)。按战争常识，攻势作战的地形应是易攻难守有利。国军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阶段，地形条件恰好与此相反。进攻阶段，尤其进攻初期，中国军队与日军在上海打巷战，日军利用多年构筑的坚固街市据点和以“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加之“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形成了十分有利的防守态势。中国军队先以第87、88、36师优势兵力进攻几千日军也战果甚微，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却乃是站不住脚”。战至8月21日，国军又调第98师参战，加上原有部队共4个师发动全面攻击，“也没有多大进展”。地形对中国军队之不利十分明显。论者对进攻无功而终，多归于蒋介石指挥不当，尤其是他推迟一天攻击所致，但实际原因恐主要是国军装备训练都不宜于进行街巷攻坚作战。中国军队最后一次攻击兵力已达4个精锐之师，日军大批增援却并未到达，而攻击仍未成功，足见失败并非蒋介石推迟进攻贻误战机的后果。
战事进到防守阶段，淞沪地区地形对中国军队之不利就更显露无余。防守的有利地形在有天险可凭，易守难攻。淞沪地区纵横交错的河湖港汊对机械化程度高的日军进攻并不构成多少障碍。日军在1937年8月31日决定向上海增兵时，就对淞沪战场地形作了评估，认为“战场的地形除了大一点的小河外，一般小河徒步兵可以涉渡，水田已干涸，无碍用兵作战”。国军官兵的战场亲历也证实日军这一评估确实不虚。宋希濂就有回忆说，其所率部队曾“凭藉北新泾的一条可以通行民船的河流”阻击日军进攻，遂将“河流上的公路桥炸毁”，“沿河左岸布置防务，赶筑工事”。但当敌军到达对岸时，忽见敌在“岸边摆上一捆捆如同卷筒纸一样的东西”，“卷筒滚到水面上，即向我方河岸铺成一条浮桥(机械化浮桥)”，炸桥未起任何阻止日军的作用。相反，淞沪地区的水网地形对机械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军队却构成严重妨碍，带来更大牺牲。对此，当时在淞沪前线作战的中下级军官有颇多见证。有说，淞沪战场“地形平坦开阔”“难于防守”，“构筑工事只能挖立射散兵壕，如欲加强工事挖散兵壕，则壕底冒水，只能加高胸墙”，“但构筑过高，又暴露目标，反而不利”，且因“沟渠纵横交错，部队间的通讯联络也受到影响”。有说，“上海近郊无山可倚托，亦无草木可隐蔽，小河小港纵横交错，部队运动困难”。有说，“上海是河网地带”，“挖一公尺深的战壕就有半公尺的水，士兵身上手上沾满泥土，连枪机也打不开”。还有不少士兵“暴露在地面上”挨打，造成每天“一万名”以上的伤亡。高级军官郭汝瑰亦有淞沪地形不利国军作战之记录:1937年8月23日，第18军67师、14师协同反攻罗店，命第14师第83团正面攻击，其他部队牵制日军。但当第83团全团发起进攻时，“不料罗店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河面上一座桥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封锁”，该团只能强攻过桥，不但“进攻受挫”，还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
淞沪地区地形对中国军队大撤退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第36师自沪西经青浦、南翔、昆山西撤，一路上“全是河汊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着这条公路西走”，“拥挤不堪”。大军溃败，失去控制，敌军趁机以小规模挺进队随处攻击，部队损失惨重。胡宗南第17军司令部遭敌军偷袭，部员及警卫多被打死，胡仅“只身逃脱”。第19集团军司令薛岳乘车在此公路上遭敌机扫射，司机和卫士都被打死，薛“跳到一条河沟里”，才得“幸免于难”。在如此拥挤的道路上，桥梁一旦被炸断，士兵只能“泅渡，不会水的即被淹死”，胡宗南的“亲信小同乡第一师特别党部*”即因此淹死河中。
论者多有关于中国军队统帅部对全军各部协调较差造成重大损失，撤退过晚且无计划导致死伤惨重，致淞沪战场付出25万人伤亡巨大代价的检讨，但对地形不利大大加重伤亡有所忽视。前线各级军官的记述自然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然回忆者异口同声大谈地形不利造成严重伤亡，从总体上说应大体反映了历史的事实。研究者现所用25万人伤亡的结论是各部统计上报伤亡数据，如加上未及统计者和失踪者，损失可能远不止此数。前线各级指挥官多有部队伤亡半数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说法。桂军精锐第7军第1022团代理团长言，其部上阵不久即“伤亡三分之二”，连长全部伤亡。胡宗南部第一次换防时，“全军官兵伤亡百分之八十以上”，接防的桂军“打了三天就打光了”。第4军、第43军浏河口激战，“伤亡三分之二”。第18军第11师在罗店、月浦等地作战，伤亡极其惨重，全师“八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十余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记述自然都是战斗最激烈之处的损失，而当时用到激战之处的都是中央军和各地军队精锐，整个会战伤亡最多者即是这些精锐之师。兵不在多而在精，淞沪会战伤亡主要为精锐部队，从战力上计算更远远在25万人以上。因此，陶峙岳说，这些精锐部队的重大伤亡，代价巨大，“损伤了国家元气，给后来的抗日国事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其言可谓至当。说明淞沪会战不利地形带来的巨大损失给中国持久抗战总方针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论者关于淞沪会战为中国持久抗战赢得了更大的空间这一观点是更需深入讨论的重大问题。前文提及，《抗日御侮》一书论定淞沪会战把日军由北向南进攻改为由东向西攻略，经过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徐州会战才得以向武汉进攻，因此战线延长至1100公里，为中国军队争取到较在华北抵抗更大的战略空间。这里有两个问题尚须加以深究，其一，淞沪会战赢得1100公里持久空间付出了多少代价;其二，淞沪会战以后至日军进攻武汉的空间是否比在华北作战的空间广大得多。
论及以淞沪会战延迟日军进攻武汉的代价，上文已经述及，上海战役中国军队伤亡大部精锐，已至大伤元气;南京之战则有守军大溃散和数十万人惨死的南京大屠*。论者或可言，中国军队如不主动发动淞沪会战，日军也会侵略上海周围地区。但必须注意，如中国军队不主动在上海发动攻击，而是采取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尽可能拖延时间，日军至少不会早在1937年8月就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所以如此，是取决于日军并无及早进攻上海的计划，也取决于如中国军队把早期抗战重心放在华北，日军并无能力同时发动对上海的大举进攻。对于第一因素，前文已广泛论及在抗战早期日本一再做出避免在上海使用陆军作战的决策，此处不再重复。对第二因素则后文将论及。日军如不是早在1937年8月就被迫于淞沪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则战争面貌自然会完全改观，中国江南的损失也会随之改观，这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结论。
南京陷落后，日军如挟海陆空优势沿长江直攻武汉，中国的心脏地区武汉仍然会很快失陷。因此，中国统帅部不能不发动徐州会战加以迟滞。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后，统帅部对此后战局作了预测，判断日军有可能“暂时收拾残局”，也可能乘胜西进“攻取武汉”。在两种可能中，中国统帅部对后者给予更大关注，因此又预测日军进攻武汉有三种可能，其一，“主力由浙赣路经南昌，循赣粤公路向武昌进攻”;其二，“一路(主力)循长江，联合其海军直取武汉三镇，并由南昌分兵一路进兵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其三，“主力由江北浦口、安庆攻取武汉”。并认定，“日军实施任何一项，均属对我不利，尤其立即西攻武汉”更为不利。因此，统帅部决定集中兵力发动徐州会战，“诱使日军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其溯江西进”。这一决策表明，徐州会战与淞沪会战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因淞沪会战把日军主力吸引至华东后，为防止其利用长江有利海陆空联合作战之便直攻武汉而不能不发动的一场大战。
中国军队向徐州集中对随时希图寻求对方主力决战的日军自然有吸引力。1938年3月日军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命令。依据“在台儿庄方面有大量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的出现”，认定这是“给蒋介石军的主力一大打击”，“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好机会，因此决定徐州作战”。徐州会战原因十分简单，是早已形成的追逐中国军队主力作战的日军作战方针的自然发展结果。
徐州乃四战之地，坚守不住且易被迂回包围。台湾战史家认为徐州会战从1938年1月至5月，达成了“诱敌至津浦路及博得5个月时间之目的”。实际正式会战从4月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坂本支队及长濑支队开始攻击”“大平庄南北一线”起始，至5月中旬，中国军队增至60余万人。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南北多路并进，形成对徐州包围之势，中国军队不得不立即突围。5月19日，日军即占领徐州。此后，日军从徐州向西追击不舍，中国军队为保存抗战力量，不得已于6月12日在“三刘砦(中牟西北十七公里)及京水镇(郑州北十五公里)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以黄河大水迟滞日军进攻。中国军队这次会战吸取了淞沪会战的经验，较早开始撤退，一定程度地延迟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但掘开黄河，造成了豫、皖、苏百万人丧生水中，近2千万亩土地被淹，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被大水吞没的财产无以数计，损失极为惨重。
上海之战、南京之战和徐州会战的损失，都是中国军队发动淞沪会战把日军主力吸引到华东以后战局发展的结果。因此，淞沪会战尽管改变了日军的作战路线，使其攻占武汉的路线达到1100公里，但换取这一空间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对持久抗战意义十分有限。
论者认定淞沪会战把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华东后，为持久抗战博得了更大空间(攻占中国心脏武汉的路线长达1100公里)是基于如果在平汉线作战，战线仅限于黄河以南的考量。依据是战前日本已占领东北地区，“中国于战争初期已无可能阻敌于平津之北”。这个计算显然不准确。不能拒敌于平津以北，似应不等于平津至黄河以北均已沦陷。平津陷落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但大体在7月末或8月初，与淞沪会战爆发时间相差不到半月。两线抗战空间应分别从平津和上海算起。如此，则华北战线从平津到武汉的距离并不少于华东战线从上海到武汉的距离。况且，对华北战线的考量不能仅仅计算平汉一线。中国军队若在华北作战，战争初期日军就将同时面临津浦线、平汉线和平绥线三条战线国军的威胁。战线延长不下1000公里。而且，如在华北作战，日本三军中最强大的海军失去作用，运兵和作战物资供应远不如上海便利。中国军队如各以有力一部置于平汉线和津浦线，以全军主力置于平绥线和山西境内，则敌分三路进攻会导致各路战力单薄;如集中一线，则其他两线中国军队可攻其侧面，致敌应接不暇。加之华北地形“西部多山，东部多河流，敌之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其优势”，形势“易守难攻”，敌军进展不易，战线会无形增长许多。*曾指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线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的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而不利日军作战。当华北战争爆发时，日军尚远未考虑向上海转兵，其主攻方向为平绥线，首战在南口，主要目的“是为解除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国境的威胁”。但向这一线进攻的地形对其极为不利，台湾战史家张其昀有如下评估:
平绥铁路起自北平，经察哈尔南部与山西北部，至绥远之包头，为我华北连接蒙疆之大动脉。在察南穿过长城，山道崎岖，有南口、居庸关、八达岭之天险。北部属蒙古高原，砂碛广漠，茫无涯际，人烟稀少。在山西北部者，为阴山山脉所盘结，形成高地，且均为由北向南之横断山系，地形险峻，为易守难攻之地。沿线河川有桑干河、洋河、白河、五加河等，由北向南流，或由西向东流，于军事上均有利于我之抵抗。
如此易守难攻之地，作为进攻一方的日军战力与中国守军战力的差距较之上海必然大为缩小，敌以上海相等之兵力对中国军队的*伤力亦必然大为减弱。对此，前线作战指挥官的回忆颇能加以佐证。时第13军参谋长吴绍周回忆:南口战役中国军队作战部队主要为汤恩伯第13军的两师和一个补充团，各路援军很少到达，汤恩伯认为“唯一可靠的”“蒋介石当局应允的卫立煌”部也未到达。在兵力十分单薄的情况下，因地形易守难攻，日军首先攻击龙虎台时，尽管有炮火、坦克和空中优势，却仅能形成拉据。战至第8天，守军一团尽管“仅余官兵四百余人”，而进攻之日军一个旅团亦“消耗过半”。山头“经常是白天被敌攻陷，晚间又由我夺回”，“且能以少胜多”。居庸关战斗亦因是“山地战”，敌照例“先轰炸，再冲锋”，但“我军凭险固守，苦战数日，阵地仍屹然未动”，“敌在居庸关使用的步兵、骑兵、战车、乃至毒瓦斯”均“无法发挥多大作用”。由于南口、居庸关两地能坚持，下级军官甚至提出要“夺取昌平，打到北平去”。这类回忆很多，自然不可视为完全真实，但日方的记述可加以相当佐证。其记述言，8月11日，中国驻屯军“以独立第11旅团为主力，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居庸关方向攻击，以另一部(坂田善市中佐指挥的一个大队为基干)向西侧地区长城线攻击”，但先后均遇坚强抵抗，“战斗无进展”，因而又调第5师团加入战斗，并由该师团统一指挥前述部队协同进攻。日方的记述证明吴绍周的回忆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南口、居庸关坚守20多天即告失陷，根本原因在于守军兵力过分薄弱，平汉线、津浦线守军亦无力和无意侧应。如此战有重兵云集，必能长时坚守，且损失不会很大，亦可阻敌继续南侵。诚如蒋介石当时所言，南口不失，日军“就不敢南下”。
南口陷落后，日军在华北后顾之忧并未真正解除，山西高地的存在是其更大的侧翼威胁。张其昀评道:“山西省四面环山，为一高台地。……太原省会，扼同浦正太两路之交会点，当汾河之左岸，襟山带水。雁门、平型、紫荆、娘子诸关口，险阻天成，为入晋必经之路。历代用兵者，必先定山西，而后方可言确保华北。”山西山河壮阔，雄关林立，天险重重，更属易守难攻之地。守军为久战疲弊之师，“共约二十八万人”，空军仅飞机30架，而攻晋日军为“四个师团强”，各种战车80多辆，“飞机约300架”，敌我力量悬殊。太原会战从9月3日平型关战役开始，到11月8日太原失守。如此薄弱的中国军队凭险作战，抗击日军2个多月，且损失不大(总兵力与淞沪会战伤亡数大体相等，其伤亡人数显然较少)。如中国置重兵于此，日军进攻显然更为困难，无形的战略空间将会成倍增大。
论者或可言，如中国军队主力置于华北，日军投入淞沪战场的兵力将全数进攻华北，压力也将成倍加大。这种可能自然存在，但其兵力增加终归有限。蒋介石当时曾分析:日军对华北察绥用兵愈急，就会“对北方苏俄主战场愈不能放弃”，“必须选择”“其一大部分较好的部队，配备北满东蒙及国内各重要地点，以备万一。因此，无论他有多大的兵力决不能全部用来对付我国”，而“只是用一部分劣势的部队，向我们来骄横恣肆”。蒋的分析颇有道理，事实上日本在“七七事变”以后也从未放下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如中国军队将淞沪战场70多万精锐部队之大部置于华北，重点首先控制察绥，据险抗击，日军进攻必成旷日持久之态。察绥紧靠苏蒙，即使苏联不出战，日本亦更会对苏心存疑惧，不敢放心增兵在察绥扩大战争。这种态势对中国则十分有利。同时，苏联援华战略物资，尤其武器弹药可就近交付国军主力;且平汉线、津浦路可随时侧击，威胁平津。如此，日军首尾难顾，多处应付，战线必然延长。其转战各路，兵力不可能集中一处，就算最后都能获胜，到达武汉的空间距离也会极大扩张。中国则不致付出上海战场主力伤元气、南京大屠*和黄河毁数省的重大损失而赢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因此，淞沪会战博得较华北作战更大空间从而促成持久抗战态势的结论亦很难成立。
三
淞沪会战坚持三个多月，为华东地区工厂、物资和人才迁往西部争取到更多时间，使国民政府以四川为持久抗战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得以实现，是众多研究者论定淞沪会战重大战略意义的又一重要依据。《抗日御侮》一书指出，由于淞沪会战的发动，迫使日军“作战线”“改为由东向西，它不能早期控制中国心脏地区———武汉。中国可将东南沿海与长江下游的重要工业设备、与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强的现代工业技术人员，以及政经教育人士的大部分，迁往大后方。有了这些人力(智力、工技)物力(工业设备)，在大后方重新建设，就具备了可以持久的条件”。对这一见解，学界认同度很高，竭力否定淞沪会战意义的论者也对这方面的意义确信无疑，认为“淞沪战场的坚持，使得华东地区大批工商企业、学校得以内迁，为尔后的持久抗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对这个众皆确认无疑的问题，其实更需进一步加以讨论。
华东地区大批工商企业、学校内迁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决非短时可以做成之事。学者对此已有论断，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指出:
工厂内迁毕竟是一项极其繁重艰巨的任务。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家投资设厂，总是选择经济比较发达、交通运输便利、对外贸易兴盛的沿海城市，便于顺畅地进行产销活动。一般都不愿向交通阻滞、商情闭塞的内陆地区发展，何况要把已建成的工厂，逐台拆卸所有机器设备，连同大量物资人员，冒着敌机轰炸、敌军堵截，以及沿途运输等种种困难和风险，长途跋涉迁运内地。如果不是受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即使内地有较好的办厂条件，有丰厚的利润可图，资本家也是不愿意的。
黄著说明战时工厂内迁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关涉到一个重要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及他们企业的生存和前途，其进程必然始终伴随国家整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与协调。爱国热情只能在一定范围发挥作用，在要求这个不小的群体为抗战承担不同程度的损失时，国家必须考虑为他们解决众多实际困难，诸如搬迁过程损失的补偿、物资人员迁徙的费用筹集、内迁后恢复生产及其产品市场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十分广泛的社会动员，也需要国家提供多方面的协调和支持。中国军队发动淞沪会战恰恰导致了这些前提条件的大部丧失，给东部地区厂矿人才内迁带来了更大困难。
尽管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确定以四川为中心建设西部抗战大后方的国策，战前也做了一些工作，却并未把东部沿海工业内迁以增厚大后方经济实力提上日程。“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上海工业内迁问题才由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在分组会上正式提出。但与会者尚意见分歧，“有支持者，有犹豫者，也有反对者”，最后交由资源委员会调查决定。经过几番周折，至8月12日，方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上海机器厂创办者颜耀秋任主任。在委员会组织下，第一家上海工厂顺昌机器厂首行内迁。此时，“八一三淞沪会战”已进入第一个高潮期。上海地区大军云集，战火连天，不但失去了工厂大规模迁徙动员和规划组织的机会，而且给热心内迁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当时组织厂矿内迁的领导者林继庸指出，淞沪会战爆发后，给上海工厂内迁造成的第一大障碍是道路阻断。其言，工厂开始从上海迁出时，“江阴已被封锁，京沪、沪杭两条铁路又忙着军运”，迁厂者“只好乘着划子取道苏州河绕出镇江，再换轮船直运武汉。及至苏州河道被阻断，他们又从南通绕道扬州、镇江而达武汉”。另一领导者颜耀秋说，8月13日，“苏州河上的几道桥梁”已“被租界巡捕把守”，至8月14日，“即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轻便机器物件”尚能折运，“重型的根本无法移动”。各厂只好绕道把物资“抢运到苏州河南岸装箱”才能“循苏州河一条路运往苏州”，再经镇江“换装江轮直驶汉口”。第二大障碍是通行受阻。当时上海战事紧张，驻防军队在所有通道都设岗拦守，一律凭通行证进出。因情势紧急，全市并无统一通行证。工厂搬运物资出租界凭警察局通行证通过，但出了租界，“驻军毫不买账”，运货船只“被驻军封锁，飘泊河中进退不得”。经艰难交涉放行后，仍无法畅行。因“沿途碰到每军、每师都要办类此交涉，麻烦透顶”。第三是迁资难筹。研究者指出，上海工厂内迁之初，政府还给出一定的搬迁费用。到9月中旬以后，由于政府战争消耗不断增加，已无法负担数量加大的搬迁工厂所需之费。“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遂颁布搬迁管理新办法，规定“严格限制成品的运输”，“原料、半成品及制成品的运费减半”，“自镇江以后的运费一律自理”，“生财运费全部自理，机件运输津贴照旧”。当时的厂家资本大都较薄弱，遇此灾难性迁徙，本来就困难重重，政府津贴削减后更感雪上加霜。不仅如此，工厂急用的资金还因战时管制无法及时提用。8月14日，“上海各银行开始奉命暂停兑现”，规定“原有存款”“只能转账，不能取现”。“只有新存进去的才能”“以现金取出”，同时规定“每户只限每天取一二百元”。政府垫支的搬迁费亦被扣作“汇划”之款，不能提现，“很多工厂无法发工资，开伙食”，搬迁举步维艰。第四，运输工具严重不足。上海开战以后，军队、难民如潮而至，急需大量运输工具。当事人记载，“当时经营车辆运输的商人鉴于一出租界即被军队拉差或被难民拦用，纷纷将车辆藏匿，甚至有人故意将卡车零件拆去，闲置在弄堂里不肯出租”。“轮船驳船”更大多都被军队征用，给工厂搬迁造成了运输工具的“严重困难”。鉴于此情，“9月间银行和各界联合组织了上海市运输委员会”，但筹集到的大批车辆船只都被宋子文征用搬运国有物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开了两星期的会，浪费了不少时间”，“连一条驳船也没有分到”，“只得由各厂分头设法找到一些‘漏网之鱼’的小驳船分批运出”。然这些小驳船上路后，又常被军队“拉差扣用或为难民占用，以至机器卸在中途，损失惨重”。第五，在战火纷飞中搬迁艰险重重。亲自指挥本厂内迁的颜耀秋描述:“职工们冒着连天炮火和飞机炸弹抢拆机器。为了避免目标，白天不能工作，只好夜间在掩蔽的灯光下活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待敌机飞过“再爬起来拆，拆完马上扛走”。
在上述各种条件限制下，上海工厂愿内迁者实际为数极少。“迁委会”仓促的动员和时局的恶化尽管促成了部分工厂内迁，但“很多工厂还是采取观望态度”，“部分厂商视内迁为畏途，望而却步”，部分对“政府根本没有信心，怕跟进去没有保障，有些限于条件，有些则贪图苟安，视租界为乐土，干脆拒绝。也有些口头赞成而始终不见之于行动的”。就是愿意内迁者，也非皆能得以安全内迁。很多重要工厂都因战火障碍而不能迁出，损失十分巨大。有学者研究，上海有2270家工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在战争最先激烈化的闸北者损失100%，在虹口者损失90%。当时上海生产战时急需产品的橡胶业厂商31家，占全国同业的90%，其中有23家损失严重。有名的大中华橡胶厂仅在“租界的厂受到保护”，“租界外三个原料厂全部被毁”，“其四分厂的全部机器和部分原料、制成品等120多吨物资”，由于道路被战争阻断，“只好转经越南搬迁”，结果在途中“全部被日军劫持”，致使整个中国橡胶业“大伤元气”。制造业也是抗战急需的工业，当时，上海是制造业最集中的城市，共有注册厂商570家，加上小型未注册者共2000余家。大战起后，租界内的410家也被殃及，厂址在闸北者“全成灰烬”，据统计共损失360家，“实际较此为大”。战争急需产业尚且损失如此惨重，其他不受政府看重的产业更可想而知。学者统计，1937年11月12日止，上海先后迁出的民营工厂共148家。“据1935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中央工厂检查处的统计，当时上海的工厂总数为5418家，则内迁工厂仅占2.75%”。与此同时，淞沪大战扩展到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之工厂，除少数厂家内移外，余均以目光短小，未果成行，即遭沦陷。南京、九江、芜湖，以时间紧迫，仅少数迁移成功”。
这是当事人对亲历的一些普遍性状况的回忆，而不是历史细节的记忆，不会出现大的差错。从这些情况看，工厂内迁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没有周密的计划和较长时间的深入动员及从容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要实现大规模的有序搬迁根本不具可能性。同时，由于不堪战争重负，国民政府也无力支持更多工厂内迁，到9月战事吃紧时，政府甚至“尽量用经济手段来限制大多数民营厂的内迁”，不但不能再动员更多工厂搬迁，“连以前已报名内迁的部分工厂也不得不停止了”。史实表明，中国军队以主动进攻发起淞沪大会战，并不断投入兵力，扩大战事，最终把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由华北转到华中，不但未能为上海和华东工业与人才内迁争取到宝贵时间，反而太早地导致了华东工业内迁机会和条件的丧失，致使绝大数工厂和人才未能迁入后方。
论者或可言，上海和华东地区大多数厂商不能内迁的根本原因在其自身的选择，国民政府也没有力量动员所有厂商迁往内地。这当然甚有道理，国民政府的动员能力有限，厂商亦不可能全体都有远大胸怀，要动员整个东部工商业内迁没有可能。但是，必须看到，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确定以四川为中心建设抗日大后方，这一国策的确定，说明国民政府已形成中日一旦发生战争，华东、华北都可能不保的基本判断，最终须退到大后方作持久抗战。按此战略预测，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显然应想尽一切办法把日军牵制于华北地区，尽可能在经济重心，尤其是现代工业集中的上海和整个华东保持更长的无战状态，用华北战争现实警醒华东工商界和知识界认清形势，全面动员工商界和知识界有计划地向后方转移，并动员民间经济力量为工厂内迁筹集经费和运输工具，同时政府亦争取更多时间筹措支持工厂和人才内迁的费用、协调内迁工厂选址，协助内迁工厂规划迁后生产经营等。如能这样，东部工业尽管不可能全部内迁，却显然可以动员更多工厂和人才转移到西部大后方。但由于中国军队过早发动淞沪会战，把抗敌主战场转移到淞沪地区，并连带引发了南京、杭州等地区的战争，使整个东南地区在三个多内就沦为敌占区，造成了内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仓惶西走的局面，结果无疑适得其反。政府因忙于战事，不但无力动员、组织和实际地支持更多工厂内迁，且对少数迁出上海的工厂也无长远发展的指导。淞沪会战期间从上海迁出的厂家均以武汉为目的地，并未迁往西部地区。不少工厂急于在武汉地区寻觅厂址，重建企业，开工生产。至1938年2月，已有20余家小厂在武汉开工。结果尽人皆知，两三个月后武汉即告危急，厂家又开始从武汉向后方转移的“第二次内迁”。在武汉所建工厂再次弃为废墟，耗时费力、劳民伤财。事实与研究者认为淞沪会战抗击日军主力三个多月，打破日军早期控制武汉企图，为东部工业内迁争取到更多时间，达到持久抗战目标之说确乎大相庭径。
抗战初期，中国采取措施延后日军对东部地区进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八一三事件”首先为日军挑起无疑是事实，但这只是日本海军的行为。“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于1937年7月11日确定处理事变方针，海军尽管十分强调上海作战的重要，但在其“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中仍明确规定，“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华北，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不得已时”也只考虑“保护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主要由“海军担任警戒”。8月10日，日军以参谋本部给上海第3舰队机密第444号电仍规定“准备增派的陆战队，不能超过两个大队，陆军出兵上海，目前虽计划为一个师团(其中:步兵三个大队为基*一个旅团为应急兵力)，但尚未决定动员”。8月16日，日军大海令第20号也只决定增派海军两个特别陆战队增援上海。日军的调度表明，其并未把上海事件视为非以重兵相加的大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利用这种意向，在战争未爆发时尽可能以拖延方式推迟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后减缓对上海的争夺，缩小上海之战的规模。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华北亦可尽量利用日本力图把“七七事变”限制为局部问题，企图在不妨碍对付苏联的前提下实现华北特殊化，迅速结束事变的意向，由宋哲元出面(中央不急于明确表态)通过谈判、甚至以一定的让步拖延大战的爆发。对于战争中弱者一方，拖延是有力的武器。杨天石提到，“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人积极主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即主张，对平津抵抗的“布置自当积极而为，而对于和平亦不可置之度外，且须与明轩(宋哲元)协调进行”。胡适在1937年9月8日尽管已转而主张对日作战，但也谈及“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胡适的见解乃部分学人一时认识的代表，徐永昌则是军界要人，其言应属颇有见地。“七七事变”之初，宋哲元尽管竭力主张与日本谈判解决事件，有妥协倾向，但其数年在华北主政已表明他对日本让步是有底线的，蒋介石确可利用宋为缓冲，在宋哲元请求蒋“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稍微后退，以便和缓目前，俾得完成准备”时，作一些退让姿态，即考虑宋哲元所说“其必有所收获，方肯罢休”的见解，在一定范围内作些表示，最大限度地推迟战争爆发，争取更多准备时间。同时，加速平汉线、平绥线、津浦线和山西持久作战的布置，待到无法拖延时，以各路重兵出击。如此则争取更多时间不是没有可能。正如*所说，因地形有利，“华北绝对能”持久，而只要“华北能持久，日寇就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
蒋介石指出日本“毫无和平诚意”无疑正确，认识到日本侵华必将成为全面战争也符合实际，但“七七事变”由全面战争爆发的标志转化为实际的全面战争的时间却并非一成不变。日本参谋本部在7月15日要求“南京政府必须承认此次事件是局部问题，应由中国驻屯军和冀察政权进行交涉求得解决”，其意显然是希图获取在华北的特殊利益。这些利益在1935年以后已经有协定给予日本，当时要收回这些利益或阻止日本制造华北特殊化尚无可能，必须等待时机。蒋在7月29日宣布已临最后关头，决不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除全国一致，不计失败，“牺牲到底”一途，“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弱国较强国更早宣布进行全面战争，并于14天后主动在上海发动进攻，实际地把事变转化为全面战争，显然并不是有利时机。这一举措致使日本不扩大派彻底失势，强硬派当道，日本政府于8月17日宣布放弃之前的不扩大方针，转而“采取战时态势中有关的必要准备”，即准备和实行全面对华战争。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利益，特别不利者更在蒋未准备在华北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持久作战，而是在淞沪无险可守之区与强敌进行战场对决。此举导致东部地区快速沦陷，并未为东部工业与人才安全内迁，更好地(较在华北作战)实现战前策定的以西南、西北为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的目标提供支持，甚至弱化了这一基本国策的作用。
杨天石还提及“蒋介石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个重要目的是“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蒋或许有此主观意图，但实际作用则几乎为零。按杨先生言，“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到内地。一条是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两条路线中，要保住第一条路线，关键在于南口、张家口一带不失，而不在于蒋为失之而痛心疾首的大同。张其昀指出，“张家口三面环山，形势险要，为蒙古入察南之隘口，乃晋北之屏障”。敌进攻张家口时，“主力沿平绥西上攻打南口，以关东军察尔兵团自张北南下”，以形成对张家口、南口的包围态势。由于中国军队兵力不足，首尾难顾，致使南口、张家口于1937年8月26、27日相继陷入敌手。敌军占领张家口后，大同失去屏障，9月，敌分三路“由长城内外对大同形成大包围之态势”，大同失陷已成定局。其实，南口、张家口陷落后，第一条中苏交通线事实上已被切断，大同失陷与否已不关紧要。蒋介石指责“阎锡山之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其丢失大同，“使苏俄运械交通，更生困难”。其言显为不实之词。南口、张家口陷落，中苏第一条交通线被遮断之时，淞沪会战刚开始不到一旬，绝然未对保护此线发挥任何作用。而且，南口、张家口弃守后，亦意味着第二条中苏交通线的山西以下部分已经不保。前文论及，蒋介石在南口之战发生时，曾急令汤恩伯死守，谓南口不失，“日军就不敢南下”，南口一失便“处处是死地”，其言着实不虚。
南口、张家口先后两天丢失后，日军解除了侧面之忧，立即以四个师团南下平汉线，10月10日就打到石家庄以南，由此转向山西，月余时间占领太原。中苏第二条交通线也就不能通山西了。事实上，抗战前期中苏交通线在国内的终点在兰州。1937年冬，华北和淞沪会战已告一个段落时，“首批苏联援华物资”才由“苏联汽车装载”经过新建成的萨雷奥泽克—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运到兰州”。此后，苏联还曾空运物资到兰州，但主要是陆运。其时，由于汽车有限，中国先后组建了“川陕、川黔、川滇、甘新、新疆”五条驿运线，苏联援华物资大量靠畜力运输，一时在“河西走廊、新疆以迄苏俄之路上，驼马络绎不绝”。此线运量每月2000吨。物资到达兰州终点后，由中国政府分配华北各战场使用，或由川陕驿运线运往四川。实际上，这条交通线的维护与淞沪会战显然并无什么关系。
四
国民政府主动发起淞沪会战，投入全国军队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血战三个月，并没有产生避免日军早期控制武汉、逼迫中国军队在东部地区背海决战，从而破坏中国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的全局作用;不存在争取更多时间、更大空间为东部工业内迁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为持久抗战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的战略意义;也未能在战略地形上取得较华北更有利的态势减轻中国军队的损失以达成持久抗战目的;更未发挥维护中苏交通线的战略作用。从总体上看，淞沪会战未对中国持久抗战产生重大正面影响。而且，此战提前了中日战争由局部战争实际转化为全面战争的时间，反而对中国颇为不利。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表明，战争的结束是定数(决定于美国在太平洋参战)，而全面战争开始的时间却可以是变数。对于在本土抗击强敌的弱国一方，全面战争爆发越晚对自己越有利。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一个月内就发动淞沪会战，迅速将战争实际地转化为全面战争，中国由是而有整整八年的全面抗战，这对由于战争消耗而形成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淞沪会战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学界已指出，“这次战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几十万人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拼搏中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光辉的篇章”。还有研究者论证此次会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瞻。因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官兵“英勇奋战，壮烈牺牲”，博得了“一般外国报章，争相赞誉，称为奇迹”。他们引用伦敦通电和泰晤士报等外国媒体，盛赞“华军之英勇抵抗”，尽管伤亡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这一事实使华军“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之第一次”，“为历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淞沪会战的上述意义无疑应该载入史册。它表明这次大血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强敌的精神力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能力和抗战前途的认识，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精神环境和国际环境，为中国持久抗战造成了一道虽属无形却无法摧毁的防线。
笔者认为，淞沪会战也具有一大有形的战略意义，即此战为国民政府及早迁都重庆造成了不需说明的充分理由。南京是孙中山择定的首都，有孙中山的墓陵，国民政府要把首都迁离南京、远上重庆建立战时首都，决非一件轻易可为和轻易能为的大事。如果战事远在华北，南京并无兵临城下之危，国民政府要迁都重庆显然很难说服国人，也很难说服自己，更难避免国际社会不可预知的反应，也就很难做出及早迁都重庆的决策。这个结论自然只是逻辑演绎的结果，但从人人熟知能详的国民政府保卫南京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及争论的最后结果应能证实上述结论完全可以成立。时蒋介石亦感“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强敌驱兵临城，南京不保，恐怕人人皆知，但即使如此，蒋仍感守与不守，难于决策。如果江南无战事，国民政府要迁都重庆，决策就更难上加难了。但是，由于淞沪会战经过三个月大拼搏后，日军继续西攻，战火很快向南京漫延，迁都即刻成为顺理成章之事。1937年11月20日，中国政府发布一纸移驻重庆文告，迁都即告成功。
国民政府及早迁都重庆的意义显然不可等闲视之。中国是个一元文化国家，政治中心对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方面的发展均具有无法替代的促进和带动作用。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立即成为全国人民注目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之地，对中国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沿江沿海迁到后方的工厂452家，其中“迁四川者250家，湖南者121家，陕西者43家，广西者25家，其他省份15家”。另有学者指出，内迁民营工厂入川者260家，定点重庆者243家，占迁川厂的93.6%，占内迁厂总数的54%。内迁高校也向四川集中，当时西迁60余所高校，“重庆就汇集近30所”，成都、重庆因之成为战时中国文教中心，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为“文化四坝”，名扬中外。这是战时首都吸引力的有形证明，透过此有形表征可以推知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对全国抗战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凝聚和不断壮大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淞沪会战的结果导致国民政府及早迁移重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1935年策定以四川为主建设抗战根据地、以达成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更早地转化为全面贯彻的实际进程。这是具有全局意义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