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山好水好地方。我想用这句话来说河南是非常贴切的。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称为“神都”的城市，这绝对不是武则天一时心血来潮，而恰恰是她对洛阳这片土地心存敬意、充满挚爱、很是着迷。
要在关东地区选择新的国都，其实备选的城市很多，而武则天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洛阳？
我们先看看武氏家族与洛阳的关系。
作为曾经的东周都城，洛阳和武家的历史渊源很是深远。
早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在灭了商以后，为了更好地控制东部地区，他便实施了“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的战略。后来周成王继位，安排召公按照武王的构想“复营洛邑（今天的洛阳市）”。经过前后多年的建设，洛邑已经成为和镐京可以比肩的西周第二大城市了。在周朝贵族看来，洛邑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而且具有“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天然便利。这样的地方是最好不过的国都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于洛邑”，践行了先祖建都洛阳的理想。按照《史记正义》的说法，洛邑“即王城也”，而且在平王以就被称为东都。
历史信息表明，武则天的武姓来源于周王的姬姓。当年，周平王姬宜臼的第三个儿子姬武出生前手里有一个“武”字，也因此，姬武成为武姓的祖先。一千三百多年的时光匆匆如流水，到了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的六世祖先武洽时候，武氏家族从安徽宿县迁移到了太原郡文水（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按照史*载，武士彟的六代祖武洽“封于晋阳”“购田五十顷，因居之。”
我们说过，武则天是一个精通文史的才女。她自然熟知武姓与姬姓的关系，她对周公的敬意由心而生。在当上皇后不久，武则天就提请高宗李治给父亲武士彟封了一个“周公”的爵位。因此，在武则天谋划大周政权时，产生了把洛阳作为国都的想法，实在是很有道理的事情。
武则天对洛阳的厚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洛阳出现了作为国都的物质基础。我们有必要看看长安当时的状况。
在关中大地上的长安城从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开始做了周的都城，历史长达270多年，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战国策·秦策》中说，公元前338年，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秦眼中的“天府之国”——关中渭河平原蓄积饶多、沃野千里、地势便利。
通过艰难征战，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了项羽，这时候立国定都之事摆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候，娄敬走了出来，他向刘邦提议要定都长安。这时候，朝廷意见分歧，刘邦犹豫不决。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下定了决心。
但是，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四平八稳地向前走就，而长安的起伏就没有停止过。汉代以后，伴随着战争的刀光剑影，朝代像走马灯一样更替，长安日渐式微、不断衰落。虽然人被称为“天府”，但是早已雄风不再。
我们通过历史的线索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公元613年（隋大业九年），杨玄感准备起兵反隋的时候，找到了李密商议。李密告诉杨玄感：“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易守难攻。”认为起兵反隋时，攻打长安属于中下策。但是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华彩，安史之乱抽了大唐的筋骨，李唐王室一蹶不振。其中，一心帮助唐肃宗李亨收复失地的名将郭子仪在说道关中时，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以往“天府”盛景的追忆，他表达过“臣闻雍之地，古称天府”之类的无可奈何。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大地，经过了西魏、北周以来的多次战乱，已经是遍体鳞伤，特别是隋代末年的战乱，“关中疠疫，炎旱伤稼”。到了贞观元年，“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实行让利于民的发展策略，关中大地的体力虽然有所恢复，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商业发展，长安城人口越来越多，而生活保障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加上长安南有秦岭阻隔与巴蜀的通达，北有高原困扰生产自救，西部又是一片发展落后的地区。面对这种状况，长安城一旦遇上自然灾害，粮食补给就成了大问题。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关中发生饥荒，“天子逐粮”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671年正月，682四月，高宗李治和武后就巡幸洛阳。那时候，洛阳建设有大型粮仓，完全可以保证度过困境。这几年，考古发掘发现的洛口仓、含嘉仓、回洛仓等都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武则天实在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物，她选择东依广阔平原、交通发达的洛阳作为中心城市，是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
头条带你游河南。我们不得不慨叹，是洛阳的好山好水养育了那段华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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