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大士画像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两代皇帝出于政治需要推崇道教，使得道教得到迅速发展，有明一代备受皇家及宗室崇奉。而老朱父子多次派人查访张三丰，朱棣又“北修故宫，南修武当”，使得以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教隐仙派（也称三丰派）得到发展壮大，真武庙遍地开花。
崇简王朱见泽之国汝宁之初，在府城东北隅创建真武庙，身为胞兄的明宪宗还特地为此御笔题写碑文：
“庙在汝宁府城东北隅，乃朕为弟崇王创建，以祗奉北极元天上帝真武之神之所也。王始启行就封，圣母皇太后及朕轸念，弗释于怀，特遣监臣高远诣彼营立神祠，雕镂神像，遴选道士有戒行者五六人，晨夕焚修于内，以祈神祐。俾王安享封爵，无或后艰，以仰副我圣母仁慈，与朕友爱之心也。”（《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创建真武庙碑记》）
可见，崇藩最初也是崇道的。可地处佛教昌盛的中原大地，不可避免的会与佛教结缘。
弘治年间，崇王朱见泽重修位于府城西南隅的唐代古寺草堂寺，更名为清戒寺，并请皇帝御赐“清戒寺”匾额，开明朝皇帝为地方寺庙赐名的特例。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汝王朱祐梈援此为例，请求明世宗给自己修建的寺院赐名，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明世宗一口回绝，表示崇藩那次属于特例，不能作为参考，你还是自己个起名吧！
“己卯……汝王祐梈自修佛刹，援弘治中赐崇府清戒寺额例请名。上不许，曰：寺额近未有赐，崇府例未可拟，王自名之。”（《明世宗实录》）
而崇藩在嵩山拥有一小块庄田的情形，更增加了其与佛教结缘的机会。位于太室山西麓，与少林寺遥遥相对的永泰寺，始建于北魏，是佛教禅宗传入中原后营建的第一座女僧寺院，也是我国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尼僧佛寺。可在明代，永泰寺“庄严之像，斗盆之香，以随瓦砾而销逐烟云而散矣”。正是在崇藩的资助下，永泰寺才得以重建。
嵩山永泰寺
永泰寺六祖殿西壁，有一块《肃然大士七十寿序》碑，为崇藩怀安王府镇国将军朱诩键奉当时的崇王妃宋氏之命所撰，肃然大士便是重建永泰寺的圆敬法师。这块石碑可以说是崇藩与佛教结缘的历史见证。
为庄田而战明代藩王庄田的管理方式，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不一样，虽然属于藩王的私田，可绝大多数依然由地方官府代收田租，王府只需派人前往官府支取便可，并不与佃农发生直接接触。藩王获得庄田，相当于将本属于朝廷的税收，转变为田租，交割给王府，所以利益受损最大的反而是朝廷。
当然藩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谋求从官府手中抢回征收田租的权力，但往往会被执掌天下财税的户部所驳回。像嘉靖十八年（1539年）六月，朱载境奏讨田租自收权，明世宗顶着户部的反对声，一意准许，才属于少见的特例。
“辛酉……崇王载境奏乞自收先朝所赐庄田子粒。户部执奏宜听有司徵输。上特许之。”（《明世宗实录》）
事实上对明世宗评价充满着争议，历来褒贬不一。在位后期，由于崇信道教，将国家搞得一团糟，获得“道君皇帝”头衔的同时，也被海瑞痛斥“嘉靖，嘉靖，家家干净”。可即位之初，在张璁的辅助下进行了清理勋戚庄田、压制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呈现一派清明的态势，颇有一番中兴之主的迹象。
明世宗画像
面对皇帝展开的严打，本就还算遵纪守法崇藩，更是夹紧尾巴做人。也正是这种良好表现，才使得明世宗对崇藩比较客气，估计也是他同意朱载境自行收租的根源所在。
正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句话放在明代藩王与佃户、地方豪族身上同样适用。藩王仗势欺人侵夺民田在明朝不是什么新闻，可让朱载境头痛的是，面对嘉靖新政，他只想静悄悄地当个乖宝宝，结果有人却因此蹬鼻子上脸，反倒是欺负到王府头上来了。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六月，朱载境上疏向皇帝哭诉，自家的庄田多被佃户侵吞，求陛下为他做主，派人好好整治一下这帮刁民。
关键时刻户部再次跳出来唱对台，表示崇藩庄田田租的收取，依然应当按照老办法实施，同时还应当命河南巡抚、巡按严查其中是否有小人恶意投献，及故意挑拨离间等问题。这明白着是要拿崇藩开刀，藉此给天下诸藩立规矩。
明世宗不仅不同意如此做，反而下特旨将田租收取权下放给了崇藩，并命河南巡按御史“从公查究”佃户侵占崇藩庄田事宜。结果吗，必然会有大胆侵占王府田庄者被官府严加处置，以儆效尤。
佃户因为生活困难，冒死侵占点王府庄田倒也可以理解，可汝宁当地的某些地方豪族竟也趁机打起了王府庄田的歪主意，不禁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九月，朱载境上疏弹劾本地致使官员李经，称他退休在家之后极尽贪婪，骄横不法，请求朝廷将其缉拿治罪，以还汝宁一片晴朗的天空。
李经为籍贯汝阳县，也就是汝宁府城人士，为正德甲戌科（1514年）三甲第33名同进士出身，历任吴县知县、西安知府、西宁兵备等职，最终在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任上致仕回乡。
李经致仕前只是个从三品参政，并非徐阶这种轻易动不得的大佬。所以退休老干部竟然横行乡里，这还了得！于是，朝廷派刑部郎中李孔阳前往汝宁进行实地查勘。
汝宁古城和小南海大致位置
很快，查勘结果就被送到皇帝案头，李经在乡并无恶迹，只不过与崇藩“争田成怨”，崇王为此诬告于他，打算借朝廷之手达成所愿。当然“常在河边走”的李经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西宁兵备任上，因为克扣兵丁粮饷，留有贪污的名声。回乡之后，尤不知闭门思过，才惹出这许多事端。因此刑部的建议是各打五十大板。没想到事情的最终处理结果却是，李经被打了一百大板，崇王朱载境却片叶不沾身。
“刑部覆：‘经初为西宁兵备，有贪声。兹居乡，又不饬当。论第，其被讦其多枉，不足以服其心。宜罢经，而戒谕王。’得旨：经革职为民，余不问。”（《明世宗实录》）
崇王生平二三事除上文所述诸事之外，朱载境在位期间做的以下几件事也值得一说：
1、为父奏请御制墓表
嘉靖十九年（1540年）七月，朱载境上疏朝廷，为父王崇恭王朱厚燿奏讨御制墓表。墓表为立于墓前，记录死者生平事迹，用以表彰死者的石碑。墓表非宗王坟园标配建筑，故歌功颂德的御制牌坊常有，而墓表不常有，极少有宗王能获得御制墓表的恩遇。
礼部在翻阅历代档案后，查找到三个相关实例，分别为：韩藩襄陵庄穆王朱冲炑（音mu）坟园的立石，及朱载境曾祖崇简王朱见泽、祖父崇靖王朱祐樒坟园的御制墓表。遂引以为例，建议赐予崇恭王御制墓表。
结果遭明世宗驳斥，他认为上述三例皆属于“先朝误恩”，而非祖制，如此援引完全是在渎职，因此还严令礼部恪尽职守，不得再如此人浮于事。
“王请父恭王墓表。礼部言：‘韩府襄陵庄穆王卒，宪宗尝允其子范征请，令词臣譔铭刻石；崇王曾、祖皆尝赐墓表。请如王奏。’上若曰：‘宗室薨逝给圹志，此祖宗典制。安得有赐表事？襄陵王立石巳非例，崇两王墓表皆先朝误恩。后有王家乞请，礼部宜考累朝体例议覆。’”（《国朝献徵录·崇王见泽》）
2、重修王府
崇王府本为秀王府，由于旧府属于豆腐渣工程，故崇简王朱见治之国前，明宪宗下旨进行大修。至朱载境时代，已过去一过多甲子，王府自然有所损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