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勘定图
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筹划横贯四川东西的川汉铁路 ，1905年7月公司改官绅合办，1907年3月再改为商办，正式名“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由晚晴学部左丞乔树楠为总理，胡峻为副总理。川汉铁路公司最初聘请川籍留美工程师胡栋朝、陆耀庭负责勘测选线，预定川汉铁路线，基本寻四川传统商旅水道，途经：成都府（治成都）-直隶眉州（治眉山）-嘉定府（治乐山）-叙州府（治宜宾）-直隶泸州（治泸州）-重庆府（治巴县）-直隶忠州（治忠州）-夔州府（治奉节），共5府3直隶州官署地，均是当时四川最主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城市。铁路东出川省门户之奉节夔门，入湖北宜昌府（治东湖），再北上走直隶荆门州（治荆门）-襄阳府（治襄阳）-最后在德安府应山县广水乡，衔接京汉铁路，全长约2000公里。
川汉铁路图
1909年，清廷官方最终确定“川汉铁路”全程共分四段，分别开工建设：“成都府-重庆府，重庆府-夔州府，夔州府-宜昌府，宜昌府-汉口埠”，并优先建设三峡区间“夔州府-宜昌府”一段，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师。同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宜昌府-夔州府“段，即”宜夔铁路“，在湖北宜昌东湖正式开工。不过，由于其后四川保路风波爆发而被迫停工。
1912年1月，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四川宣布自治，夔州府（今奉节）原隶属民国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一大厘金税关“夔关”，被四川军政府接管，依然为“川货”进出四川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
1913年9月，南方革命党发动反对北洋政府的所谓“二次革命”最终失败，孙中山等逃亡海外，中国暂时结束南北政治纷争，开始重启国家经济建设。
川汉铁路历次走行方案
1914年6月，詹天佑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汉粤川铁路督办”重任，成为川汉、粤汉铁路的最高行政领导。詹天佑指令负责”湖北宜昌--四川夔州“段铁路的“宜夔（铁路）工程局”局长李稷勋与美籍总工程师伦多富组建起7个测量队，对原川汉铁路四川承建段（宜昌-奉节-重庆-成都）分头同时重新进行复勘。
1915年11月，川汉铁路四川承建段复勘完竣。詹天佑综合考量沿线的人口经济、地质条件、工程造价等因素之后，最终比选定线：“成都-简州（简阳）-资阳-资州（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重庆-长寿-垫江-梁山（梁平）-开县-小江（云阳）-夔州（今奉节）-巫山-巴东-归州（秭归）-宜昌-河溶-建阳-杨家洚-皂市-应城-汉口”，这就是民国著名的詹天佑实勘“国有川汉铁路”。詹天佑民国铁路绕过万县，避开分水段大落差的恶劣地质，选择经开县、梁平、垫江达重庆。实际上，历史上的万县自古以来原本一直只是奉节夔州府管辖下的一个普通小城，此时尚未开埠，与当时长江南岸武陵山区的恩施少数民族小镇一样，都还名不见经传，无足轻重。
1919年，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去世。1920年，重新回国革命的孙中山在既无第一手地勘资料，又不考虑商用成本的前提下，直接以当时南方分裂政权的广州军政府为放射中心，在地图上轻率勾划出了他个人认为的“西南七路”铁路图（即后来的《建国方略》西南铁路部分），将铁路工程的专业勘定工作完全政治化。不过，这个“个人规划”从来没有实践过。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正式出台铁路“五年建设近期计划”，计划五年内在全国建成四大铁路网及其联络干线，里程总计达8000km。其中包括川汉铁路：成都-资阳-隆昌-永川-重庆-万县-夔州（今奉节）-宜昌-沙市（今荆州）-汉口，依然采用最便利、最经济的詹天佑长江北岸方案（见附图：民国官方铁路规划）
1938年1月，因为抗战，为加强战时运输的统一管制，国民政府颁布《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将原铁道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管辖之公路处、军委会所辖之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撤并为交通部。至此，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正式结束。1931年版中国铁路规划，也成为民国官方川汉铁路最后版本。不过，国内外专家们认为由于宜昌以西，造价高而等级低的武陵山区“宜万铁路”已成为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沪汉蓉高速铁路中的“肠梗阻”，迫切需要重新尊重科学规律，恢复一百年前詹天佑长江北岸路线的“川汉铁路”通道，建设真正的川汉高速铁路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