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网格本”第十六期将要介绍的是《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记》（1726）是游记体小说，作者以尖刻辛辣的讽刺文笔描述主人公格列佛在四个不同国度遇到的奇闻趣事，抨击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法律和对外政策等。小说出版后很有影响，尤其“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故事流传甚广。
我社张健的《格列佛游记》译本是国内首个无任何删减的译本。翻译于1944年冬到1946年夏，在以下几方面做到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著：一、全本；二、选词、句式结构、人称等，都力求与原著相符；三、做了大量注释，补充相关背景知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这本开创英国文学史上讽刺小说之先河的著作。可以说，这个译本首次将《格列佛游记》的全貌和精神介绍给中国读者，在文化传播方面功不可没，权威性不容置疑。
译本序（节选）
张健
《格列佛游记》是十八世纪英国杰出的讽刺作家江奈生·斯威夫特的代表作。这本书约在一七二一年开始写作，一七二六年出版。
江奈生·斯威夫特一六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在他诞生前七个月逝世。他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667—1710）。斯威夫特早年生活贫苦，寄居伯父家中。十四岁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对这些科目都不感兴趣，却喜爱历史和诗歌，所以在校学习成绩不好。他毕业时，学院当局“特别通融”，才取得学位。一六八八年政变后，他回到英国，依靠亲戚情面才能够在吞浦尔爵士家中作私人秘书。吞浦尔是一位退休的大臣和外交家，住在发恩汉附近的穆尔庄园，栽花植树，著书立说，过着闲适的贵族阶级的剥削生活。斯威夫特由于自己没有社会地位，时常感到苦恼和屈辱。一六九四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在奇尔路特作了不到两年的穷牧师，又回到了穆尔庄园，一直到一六九九年吞浦尔逝世那一年。
斯威夫特在早年就接触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开始养成分析事物的才能和敏锐的观察力。对于一位讽刺作家来说，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穆尔庄园读了不少古典名著。但是他也受到吞浦尔“崇古非今”倾向的影响。他在这时期写了《书的战争》和《桶的故事》两部作品。它们是在一六九七至一六九八年间写的，但一直到一七四年才同时发表。
《书的战争》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古今作品孰优孰劣这个问题在十七世纪末年的英国学术界引起过一场争论。一六九二年吞浦尔发表一篇叫作《论古今学术》的论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发拉利斯书简》，认为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威廉·渥顿著文驳斥吞浦尔的主张，他认为时代进步，今人作品胜古人，况且吞浦尔所推崇的《发拉利斯书简》系后人所伪托。当时学者查理·包义耳和理查·本特立分别加入古今学派展开论战。斯威夫特受了吞浦尔的影响，倾向于古学，才写了《书的战争》。吞浦尔崇古非今是十八世纪英国假古典派复古拟古反动文学主张的先声，事实上这种倾向代表当时封建贵族保守的要求，企图标榜古人作品和新文学相对抗。《书的战争》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就内容而言并没有进步意义；但是斯威夫特在这部作品中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他对当时学究式的烦琐考证和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予以尖锐的批评。他借用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关于蜘蛛和蜜蜂的比方，提出文艺和科学应该为人类服务，它们应该像蜜蜂一样为人类带来蜜和光，而不应该是一面肮脏无益的蛛网。
和《书的战争》同时发表的《桶的故事》却是一部意义深远的杰出的讽刺作品。斯威夫特这次把矛头指向教会，同时对于当时贫乏的学术、浅薄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恶习也予以抨击。他通过三兄弟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喀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他讽刺这些教派都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圣经》的指示行事，事实上却阳奉阴违。虽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却能大胆地批评了基督教徒的虚伪和无耻。《桶的故事》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批评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斯威夫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
中期（1710—1714）。吞浦尔爵士逝世后，斯威夫特回到了爱尔兰，担任都柏林附近拉腊柯尔地区的牧师。他为了教会事务时常到伦敦去，一七一至一七一三年间在伦敦住了两年半。他在伦敦期间卷入了党派的斗争，很受托利党首领的器重。一七一年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后，他担任了该党报纸《考察报》的主编。托利党人为大土地所有者，战争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们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厌恶战争的心理，猛烈攻击辉格党人的好战政策。斯威夫特写了许多揭露辉格党人的贪婪和反对战争的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国和前任内阁在发动和进行这次战争的行为》（1711）。辉格党人在十八世纪初叶执掌内阁政权，推行反人民的战争政策。英国和荷兰、瑞典同盟对法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却给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唤起英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要求统治集团和法国缔结和约，对反对战争的英国舆论起了重大的影响。斯威夫特当时所写的政论虽然是为托利党人服务的，但他反对几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争夺权益的战争，却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他这一段政治经验使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和资产阶级的丑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七一四年托利党人失势以后，他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作圣派得立克教堂教长，终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