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建英来说，火车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词汇。非常快乐，非常自由。多年后向《人物》回忆坐火车的童年经历，梁建英用了两个非常。从那时起，她就觉得火车是一种神奇的交通工具，坐上它，就能到达你心里想去的地方。
文 | 赖祐萱
编辑 | 沈时
摄影 | 刘星雨
第二个家
海越来越远，城市也看不见了。楼房变得低矮稀疏，数十辆重型卡车扬着尘土过去，沿街招牌上的名词从鲅鱼、戳子肉、青岛锅贴，变成了钢铁、建材、船舶涂料。棘洪滩位于青岛边缘，紧挨胶州与即墨，拥有成群的重工业园区。
其中，占地2600多亩的中车四方是中国最重要的高铁列车研发和制造基地之一，中国近一半的高铁列车从这里驶出。中国首列时速200公里高铁列车、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铁列车、首列时速380公里高铁列车、首列复兴号高铁列车和首列城际动车组均诞生于此。每天天黑后，待试跑的列车在厂区外的大环线轨道等候，忙碌的时候，轰隆轰隆能跑上一夜。
这是49岁的梁建英工作了26年的地方，是她的第二个家。
梁建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高铁列车技术专家。她是中国高铁装备业唯一的女性总工程师，和谐号CRH380A高铁列车、复兴号CR400AF高铁列车均由她主持设计。
6月22日，清晨6点多，我们从北京南站出发，乘坐梁建英主持设计的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CR400AF高铁列车，经3小时6分钟抵达青岛，在中车四方的高铁列车模型室见到了她。面前的梁建英留着齐耳短发，参差一些白发。平时穿的都是工服，这一天为了配合《人物》7月刊的封面拍摄，她特地换上了带着系带、木耳边设计的白色衬衫和一双黑色高跟鞋。屋子中央的桌子以及三面环绕的陈列架摆着上百个列车模型，都是20年间她与中车四方团队研发制造的产品。从地铁、城铁到和谐号、复兴号、高速磁悬浮列车，这些产品覆盖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铁道线路，见证过无数次地球上最庞大的、最密集的人口流动。
20多年过去了，于延尊还记得梁建英刚毕业入厂时，和电气组的同事就技术问题争吵的场景。她有话直说，也不轻易退让，经常和同事争得面红耳赤。这小姑娘不一般。初见她，这位电气组的老大哥就知道，梁建英的脾性与旁人不同。1995年，23岁的梁建英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来到青岛，想要闯出一番天地。二十出头的年纪，毫不怯懦，泼辣直爽，能说，能干，也能吵。
于延尊发现，这个新来的小姑娘很多思路都很独到。梁建英自己解释，这种独到可能来自女性的第六感。她觉得，女性的细腻、韧性和包容在工作中帮助了她。在高铁装备行业，女性是少数。但梁建英说，从她进入中车四方那天起，她就没有觉得自己比哪个男性弱。当然，她也不会觉得自己非要比哪个男性强。性别从来没有阻碍过她。
*7个月，她去医院产检，与别的准妈妈不同，她咨询医生的不是身体问题，而是医生，我到底还能不能出差了？医生很惊讶，问她去哪儿，她说不远不远。其实，后来她挺着大肚子，兴冲冲地跟着团队去了日本，开展技术谈判。
她身上的这种劲儿一直都在。每一位刚入厂的大学生都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这些基础工作琐碎、单调，但梁建英感到快乐。第一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一笔一笔将旧图纸上的手绘本描进电脑，存档归案。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各式各样的、几百页厚的列车产品说明书。
新入厂的年轻人都有师父领着，师父像传授家传秘籍般教导他们。那时，像梁建英这样的大学生和办公室那几台描图的电脑一样珍贵，师父们倾尽全力照拂他们。最初的10年，梁建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她像交一个新朋友那样去认识每一辆车的样貌、性格和脾气。她学的是电气工程，但车的每一处都要熟悉：车体、设备、排水、电器、车内、转向架……一个部件、一个设备、一个系统地学，直到掌握整辆列车的奥秘。
甚至有半年，梁建英真的只是学习，每天的活儿就是上公司安排的英语培训课。梁建英觉得，这儿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她是林区的孩子，在东北森林繁茂的小镇长大。林业局原本是当地人的理想去处，但上世纪90年代，林区逐渐衰败，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轨道交通行业却在此时释放出希望的信号，报志愿时，高中老师向她推荐了上海铁道学院（现已并入同济大学），老师说，轨道交通是很好的，未来会很稳定。专业是她自己选的。她记起有一则关于铁路电气化改造的新闻，看到的时候她就很兴奋，电气化铁路将会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她想。于是，第一志愿填了电气工程。
梁建英对火车并不陌生，她的父亲就是一名铁路工人，在镇上的小站负责列车调度。她对父亲的工作不好奇，在她的世界里，有趣的是那一列列长长的、黑乎乎的东西，怎么可以拉那么多东西，跑得那么快？
她的家住在离火车站直线距离两三百米的地方，因此每天夜晚她都要伴着火车的轰鸣声入眠。每当列车呼啸而过，她睡的炕会发出强烈的震动。从小镇去县城，交通工具也是火车。那时候火车开得慢，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跑三四十公里的路。梁建英最喜欢坐货运列车，没有乘客，尾节车厢属于列车长和像她一样的铁道子弟们。冬日车厢靠烧炭取暖，孩子们搬着小板凳，围着火炉听大人们说笑侃大山，晃晃悠悠就到了目的地。
对梁建英来说，火车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词汇。非常快乐，非常自由。多年后向《人物》回忆坐火车的童年经历，梁建英用了两个非常。从那时起，她就觉得火车是一种神奇的交通工具，坐上它，就能到达你心里想去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当时多兴奋啊
梁建英怀着勃勃雄心入行、像海绵一样吸收学习的最初10年，却是中车四方一段低迷的时期。1952年，中车四方建造了第一台国产蒸汽机车，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却已经很长时间不复曾经的辉煌。对设计师们来说，经费很少，能延展的空间也相对小——车型是固定的，一辆绿皮火车颠来倒去地改，改个门，改个车头，修修补补，停停走走，好像一切都凝固了、停滞了。
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2004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要求铁路网扩大规模，完善结构，提高质量，快速扩充运输能力，迅速提高装备水平。同年4月，国务院发布《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7月，国家发改委与铁道部联合印发《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技术引进与国产化实施方案》。中国高铁列车在经历了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前期积累阶段后，从此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通俗点说，从这时起，设计师们不再关着门、憋着劲自个儿琢磨如何造车了。国家开始大量引进国外先进且成熟的产品和技术。2004年，中车四方引进时速200公里高铁列车，开始进行高铁列车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设计师们看到引进的车辆后，内心都很受震动——原来车体还可以用铝合金做？还只有1.5毫米的厚度？
他们如饥似渴地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造车？为什么这么画图纸？中车四方首席研发师、线路试验专家于延尊回忆，一张图纸上电阻为什么用0.5，而不是别的参数这样的问题，他都可以追着外国设计师问很久。
当时多兴奋啊。田爱琴回忆，一切都立刻变得不同了。那段日子，单位所有人都跟打鸡血一样，两三天连轴转，成宿成宿不睡觉，都想把过去的日子追回来。
2006年，中车四方开始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高铁列车，梁建英担任项目主任设计师，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地设计一列高铁列车，也是她忙碌生活的开端。三年多，她面对的是50多万个零部件、几万张设计图纸，以及，根本见不上她一面的女儿——她上班，女儿在睡觉；她下班，女儿也在睡觉。有一天，女儿打电话给她，妈妈，我想你陪我吃一顿饭。但她没有时间。梁建英说，引进外国列车和技术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她那时开始想自己成为那个巨人。
电气系统被誉为高铁列车的神经与心脏，控制着列车的运行和方向。梁建英的工作从心脏开始，很早就过渡到了整体。中国高铁列车发展的每一步，从时速80公里冲100公里，从100公里冲200公里，然后是300公里、380公里……梁建英始终在。从一名最普通的铁路电气系统设计员，到电气组组长、高铁列车设计师、主任设计师、总工程师……她不仅关注大方向，也参与每一个最细致的环节。
从头至尾都是她跟下来的。二三十年了，我觉得梁总是我们公司唯一一个，一直把控方向，一直走过这么长路程的人。田爱琴对《人物》说。
受访者供图
机器背后的人
制造一个庞然大物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很多人都这么问过梁建英。
所有的庞然大物，如果能够工作得好，实现它的功能，那么基础一定是十分精细的。（高铁）虽然看着非常的笨，非常的拙，但它每个零部件可并不拙，都是很精巧的。梁建英说，她的工作就是把千千万万个精巧连接成一个庞然大物。
与其说制造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不如说制造的是无数个精细的零件。正因为如此，列车每个细微的变化，都要经历漫长且复杂的设计和无数次的试验。高铁是设计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梁建英说。
2010年开始运行的和谐号CRH380A高铁列车的噪声在70分贝左右，已经低于世界动车组标准，但在主持研发复兴号时，梁建英还是定下了再降低3分贝噪声的技术目标。
2013年开始，为了降低这3分贝的噪声，梁建英和她的团队进行了持续一年多、超过3000次的试验。从和谐号到复兴号，表面上只是速度的提升，但它牵扯的是无数个技术细节。比如，当列车从时速30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时，即便使用相同的材料，噪声也会增强。梁建英和她的同事们为此重新分析了噪声源头，对车体结构、端部空调、转向架的钢轮都进行了新一轮的降噪处理。最终，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车厢内部噪声降到了65分贝。
列车的很多细节都藏着梁建英与她的同事们的心思。比如，挂钩设计成什么角度，才能做到尽量固定住衣物，同时在回弹的时候又不伤到客人？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二等座座椅加长了20毫米，座位前后多了不间断的电源口和USB接口，饮水机添加了安全锁装置……
梁建英说，制造一列高铁，不是为了制造一个巨型的机器，而是为了这台机器背后的人。要知道你的终端受众是谁，你永远围绕着人在做事，只有这个『人』满意了，你才满意了。
她年轻时的愿望就是能设计一列让所有人有尊严地出行的火车。这与她的经历有关。她关于火车的记忆不只有童年的诗意。大学寒暑假，每次回家的旅途都是一个痛苦的记忆。
上车的时候是被众人簇拥着硬生生挤上去的；到了车上，喧嚣嘈杂，还是人挤着人度过难眠的一夜。有时买不到票，站十几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车上除了人，有时还有动物，鸡鸭笼子到处都是，车厢弥漫着污浊的气息。因为拥挤，上厕所也是一件难事：首先需要在拥挤的过道挤着穿行，然后到了厕所门口，还需要先把挤在厕所里的乘客们请出来。
梁建英至今清晰地记得，有一年去湖南株洲实习，她是从窗户爬进车厢的，男同学先攀上去，再把女孩们一个一个从车窗接进去。那个时候，我认为坐车是非常不体面的一件事情。她向《人物》回忆，那时候，火车只是一个运送工具，把你从A地运到B地，人像货物，不像人。她当时就想，火车不应该只是一个运送工具，它应该带给人尊严，带给人愉悦，就像她儿时记忆中的火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