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镇
当来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城市，我们首先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美轮美奂的大型地标建筑，也许是年代久远的宫殿、寺庙，也许是造型独特的现代博物馆、图书馆，或是政府机构、私人建筑。人们往往只是感叹其奇巧壮丽的结构造型，却很少有人会问这些建筑物出自谁之手，当初兴建的理由又是什么?
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通过新作《权力与建筑》，讲述帝国总理府、世贸双子塔等知名建筑背后的故事，揭示了建筑的隐形语言。萨迪奇力图证明，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象征，然后才是美的表达。
《权力与建筑》
[英]迪耶·萨迪奇 著
吴真贞 译
华章同人｜重庆出版社
帝国总理府令人望而生畏
世人似乎已经忘记，希特勒曾经不止一次想要做一名真正的建筑师。起初在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油画专业被拒后，希特勒曾考虑申请艺术学院的建筑系，如果连这也不行的话，他甚至觉得当个建筑学徒也无妨。在导师特鲁斯特去世后，导师的遗孀曾邀请他继承导师的事业，若是如此，世界历史可能会发生改变。
对很多风云人物而言，建筑仅仅是他们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对希特勒来说，他追求的很可能就是建筑本身。显赫一时的帝国总理府，便是他建筑理念的集中体现，
帝国总理府是希特勒的办公场所，如今建筑已经不在。荣誉广场是帝国总理府的前院，没有希特勒的允许，谁也出不去。洁白泛光的墙面将广场隔离成独立于城市的空间，希特勒的卫兵在广场上来回演练，土兵高大的身影被探照灯投射成庞然大物映照在白墙上，空旷的广场上回荡着口令声和整齐的踏步声。迪耶·萨迪奇相信，这个广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建筑可以用于表达政治权力，建筑的象征意义可以用于某些特殊目的。
帝国总理府大门两侧矗立着一对约4.5米高的铜像。这是两座肌肉发达的日耳曼巨人雕像：左手边的那座手执出鞘的利剑，代表德国国防军；右手边那座手握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纳粹党。整座总理府由德国产的大理石打造而成，大门上方的石壁中，嵌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帝国雄鹰铜雕，它双爪抓着纳粹党徽，四根一体式的柱子，占据了台阶上大部分的空间。
在《权力与建筑》看来，广场本身便是纳粹国家的缩影，走过广场，总理府内部精心设计的空间依次展开，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恰到好处地让每一位前来觐见希特勒的官员产生恐惧感。这一路走来，虽然只有400多米，但也让来访者再也不敢怀疑德国新政权的力量，这便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打造的建筑。
这一观点是有史料支撑的。1938年初，希特勒对总理府设计者施佩尔说：“我有个紧急任务要交给你，过一段时间，我要召开几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需要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厅和会客室，尤其是要让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心生敬畏的那种。”
总理府地上部分实际有四层，但因为特殊的立面设计，使它看起来只有三层。这样的设计可以放大各部分的比例，最低的窗户看起来好像是在一楼，但它的窗台其实要比路面高出三四米。面对这样庞大的石砌大楼，行人会觉得冷漠的敌意扑面而来，心生畏惧。
每个进入该建筑的人，就像洞穴探险者一样，从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走到另一个，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身处何方，也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因为一个个令人生畏和困惑的空间不断展现在他面前。对此，希特勒曾自诩：“作为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有权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应该明白，正是这些建筑帮助我们巩固了政权。”
《权力与建筑》认为，对希特勒而言，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是激励追随者、打击敌人的手段。要想教育国民，就要拿出让国民深感自豪的实物，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国民灌输信心。
世贸双子塔带动改变天际线
倒塌在恐怖袭击中的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直想要营造出宏伟、威严的感觉，但是它的设计师山崎实提议，可以把大片新建筑群换成世上最高的大楼，这一设计最终于1972年建造完成，盖过了帝国大厦的风光。该设计把所有的办公空间，都设在了两栋一模一样的大楼里面。
山崎实对纽约有着他那个时代建筑师的传统态度。他认为，世贸中心所在的14个不规则的街区中，没有一栋建筑值得保留。在他看来，这些原有建筑早已过时，住起来也很不方便。他说：“交叉路口实在太多了，根本走不了路、开不了车。这个地区大概是为马车时代规划的吧。”
《权力与建筑》认为，世贸中心改变了曼哈顿的天际线，但从外观看，它最令人难忘的一面在于：当人们穿过双子塔之间的广场时，会觉得高楼的重量直压而来。所以需要一定的决心才能走过这个广场。站在世贸中心的广场上，你只觉得身体两侧的高楼直插云霄，身上压力顿生。走过这个广场，就像是穿过厚厚的巨石墙之间狭小的缝隙。双子塔是那么的庞大，似乎把广场上的空气也给压缩了一般，逼迫人们用血肉之躯与之对抗。
朝着北塔的入口渐渐走近，人们的目光也转移到眼前贴满大楼外墙的亮闪闪的铝箔片上，眼前的建筑变得越来越透明，但压力越来越大。大门仿佛承载着整座建筑的重量，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在门口停下脚步，攒足了勇气才能继续前行。
跨过大门，里面两层楼高的大堂让人松了一口气，甚至会一时之间忘却头顶上110层的高楼。穿过大堂，便可以体验电梯了。电梯迅速升高，空气压强降低，人们会觉得耳膜鼓胀、身体一沉。走出电梯，这里的空气更为稀薄。
迪耶·萨迪奇第一次来到世贸中心顶楼的“世界之窗”酒吧时，世贸中心已不是世界第一高楼了。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的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在1975年便超过了它，不过这里依然是充满超凡力量的建筑群。
双子塔在一片低矮的楼房中拔地而起，通过某种方式将秩序感和纪律感强加于后者。迪耶·萨迪奇的评价是：“它们塑造出了独特的天际线，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一眼认出这里是纽约，这道天际线跟其他城市千篇一律的轮廓线完全不同，大多数城市只会采用相同的垂直元素，所以创造不出自己城市的身份认同感。”
世贸中心很有个性。它之所以给人以压迫感，既是因为高度，也是因为这种个性。那些想要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人，常常将双子塔视为权力的象征，双子塔被视为罪恶的化身。“从世贸中心双子塔遭到袭击的时间看，我们会觉得恐怖分子似乎也在关注人们对高层建筑的争论，他们也明白高层建筑的象征意义。在我们看来，恐怖分子似乎早已意识到：建立意志的对立面就是毁灭企图。”迪耶·萨迪奇指出。
有意思的是，世贸中心的设计遭到了建筑同行的大肆指责，其中以自诩激进的年轻一代建筑师为甚，但当它毁于空袭后，抢着要重建世贸中心的，也恰恰是这一群人。年轻的建筑师重新发现了摩天大楼所体现的宏伟感，也渐渐理解了双子塔在塑造纽约的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的作用。
于是，建筑界出现了神奇的一幕。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很讨厌笨重的高层建筑，欧洲大多数城市默认所有建筑不能超过某个限高，这个限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必须严格遵守。但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认知全变了。建筑师们沉醉在高楼的修建之中，亚洲如此，美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
作为“权力地标”，建筑从未改变过
自古以来，帝国修建奢华的都城，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利益，实际则是为了彰显和颂扬自己的政权。但都城建好后不久，很多帝国便分崩离析，这也说明建筑作为权力工具，并非一直有效。
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耻辱中退位，奥斯曼新建的大街，并没有阻止巴黎民众将杜伊勒里宫夷为平地，也没能阻止巴黎公社发动的流血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骇人听闻的暴力镇压。1944年，希特勒不惜一切摧毁巴黎，这种举动也说明，建筑的象征主义的确是大国冲突的组成部分。
英国人本指望为殖民地印度打造的首都新德里能延续数百年，但新德里落成仅仅20年，英国便离开了。这座城市看起来那么的威严，但它并没有充分展现欧洲文明的所谓优越之处，也无法阻止印度人脱离它掌控、谋求独立的行动。
伊朗国王想将德黑兰打造成现代化的西式城市，但失败了；费迪南德·马科斯夫妇执意在马尼拉四处兴建混凝土纪念碑，最终把自己赶下台。这说明，有时候建筑也会加快政权的更迭。
《权力与建筑》认为，建筑有时候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打造建筑的意愿与治国方略无关。军事行动虽然也很少能达成其目的，但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说，军事部署与国家命运无关，或者可以在不探究其用途的性质的情况下充分理解历史。
迪耶·萨迪奇相信，打造建筑不只是为人提供庇护之所，也不只是为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表面上看，建筑的根本在于实用价值，而实际上，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强有力、极具启发性的表达。下至个人，上至全人类，建筑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观点放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价值。如今，不少城市的公共建筑都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何为好建筑，没有标准答案，见仁见智；但什么是丑陋建筑，大众心中有笔账。从“秋裤楼”到“马桶盖”，从“五根钉子”到“方便面楼”，近年来奇怪的建筑不断在各地涌现。在业界人士看来，一些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的“建筑地标”，实则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
虽然今天的建筑披上了现代的外衣，但它依然和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密切相关，我们试图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生命是什么。建筑诉说的永远都是同样的东西：权力、荣耀、盛景、记忆和身份。
同时，建筑也一直在变化。塑造建筑的进程、材料和时间尺度都已改变。没有人可以一直坚持某种建筑语言不变。但迪耶·萨迪奇提示我们，从某种角度看，建筑又从未改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