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波，著有《猜测犯罪》系列、长篇小说《音证》等，现供职于河南省公安厅。
想必许多当警察的人，特别是刚到基层一线的警察，都会在心里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警察？可是这个问题太大，大到需要调动所学，用标准答案来回答，比如入警誓言和人民警察法。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标准答案往往不能像数学公式一样用得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社会上的人和事不是科学设计出来的，而且一旦涉法，都比较容易走极端；警察也不是类似电子眼似的执法工具，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执法主体。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判断与正确反应需要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对法律和法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少数案件搞砸了，都与专业素质不高、对法律和法的精神理解不到位甚至偏颇有关。
举一个例子：2012 年2 月，北京警方接到某医院报案，怀疑有人私刻门诊收费章，骗取巨额透析费。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调查，很快查明，四年来，一个名叫杜金领的尿毒症女患者，先后使用假收费单做透析400 余次，涉案金额高达17 万元。她的丈夫廖丹有重大嫌疑。如果不是这次医院收费系统升级，案件还可能不会暴露。
此时，杜金领正在医院做透析。她同样也是重大嫌疑人，而且还是案件的直接受益人，但办案民警并没有对她采取措施（停止透析，中止犯罪）和进行调查。为什么呢？因为民警已经从报案的医院方得知，该患者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医保，而她的丈夫廖丹虽是北京人，也没有固定工作，以开摩的为生。可以想见，不堪重负的巨额医疗费用才使他们铤而走险。尽管患者采取了骗费手段，但就医本身又关涉另一个问题——人道。没有对她进行询问调查，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她知情。如果不知情，从病人的角度考虑，不问为好；如果她知情，再问也不迟；再说，她也跑不了。
办案民警一直等到开摩的的廖丹拉完活来医院接妻子，才把他控制。当然，廖丹也很配合，不但不反抗，一口承认，而且还央求民警千万别告诉他妻子——她什么也不知道，之后又经民警同意，打电话告诉孩子让他来医院接母亲回家。在这里，民警又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了一个丈夫的自尊，将这事隐瞒了妻子。他们把廖丹带回公安机关做了笔录后，又带他回家提取假公章。他再次央求别告诉老婆孩子，他们全都不知道。民警拿到了证据带走廖丹时，他妻子杜金领还以为他是因为开黑摩的被带走的。临出门，民警从口袋里掏出200 元留下，回头对廖丹说：“没想到你办这事是为了救老婆，不过我们得依法办案。”
廖丹“刻章救妻”的事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同情，有人为他捐款，有人送他17 万元让他退赃，法院最终作出了判三缓四的从轻判决，司法彰显出人性的光辉。
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警察？这个案例只是一个参考。如果办案民警在医院调查时，停止杜金领透析，并对她进行调查，从执法的角度也没有错。但可以想象，等到她丈夫廖丹来到医院，看到的则将是另一个场面。而且人高马大的廖丹在骗局被揭穿、尊严扫地的情况下，会不会情绪失控，做出过激的反应也很难说。更重要的是，执法效果肯定也会大打折扣。
回到主题，什么是警察的专业素质？这个问题恐怕要扯远了。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警察制度的建立和演变伴随着帝制灭亡、民国兴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仅仅是百年来的事。而新中国的人民警察又是从人民军队脱胎而来的，从警服的演变上就能看出这一历史轨迹。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30 多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武装斗争到依法治国，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传统观念里，人们已经习惯了“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由此又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警察就代表法律，警察就是正义的化身，而忽略了法律同样对执法者有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当社会越来越发展成为公民社会的时候，警察的执法权与公民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所赋予的执法者的职权仅仅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一旦越界，就可能造成职权的滥用。
这只是法律的刚性。柔性的法的精神，则需要警察通过自身的人文素养来理解与领悟。比如办廖丹案的警察。总之，作为一名执法者，仅仅从文本层面知悉法律条文是不够的，还要深刻理解法律从微观到宏观的博大精深，甚至由此，你还可以窥见立法者用心的艰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