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尤其是每到夏季，每到汛期，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一年。
1998年7月2日，湖北省宜昌市迎来了这一年长江的第一次洪峰——流量达到54500立方米/秒。尽管宜昌市之前已准备好各种预案，但这次洪水来势如此之猛，如此之快，还是出人意料的。当天，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水利部一口气派出5个专家组赶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几个重点城市。
7月22日，长江第二次洪峰在暴雨中呼啸而来，武汉顿时成了一座水城——全城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浸泡在了水里。
从7月3日到8月7日，长江上游地区暴雨不断，由此产生四次洪峰，到第四次洪峰时，岳阳市城陵矶水位和荆州市沙市区水位，都已经超过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
1998年，中国的“全流域特大洪水”爆发。
在滔天的洪水面前，中国人从上到下迅速团结在了一起，以重灾区湖北省为例，一套以省、地、县、乡、村五个层级为架构的组织模式立刻建立起来，层层负责，层层问责，再加上当地的群众、民兵，以及驻防的解放军子弟兵，一支150万人的抗洪队伍立刻形成，开始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
1998年8月7日，第四次长江洪峰呼啸而至，汹涌的洪水瞬间就在九江大堤上冲开了一道10多米长的缺口，奔腾的长江之水，从这个缺口喷涌而入，直扑九江市。此时，九江大堤外的长江水位，是22.8米，比堤内的九江市平均要高出7米左右，大堤一旦崩溃，洪水会瞬间将这座拥有42万主城区人口的城市全部淹没。
这还不仅仅是居民生命安全和财产的问题。九江市位于京九铁路大动脉进入江西的第一站，境内又有105国道和316国道，一旦被淹，整个交通枢纽将陷入瘫痪。九江城里随即响起了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慌张地向城东的高地跑去。而在人群中，一群群的“迷彩服”逆着人流，奔向决口的大堤。
一场争分夺秒又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在九江大堤上展开。在堤口溃决的一开始，堤坝上的军民先是一起把一辆卡车推进了堤坝的缺口中——几吨重的卡车瞬间就被洪水冲得踪影全无。到了下午4点，堤坝的豁口长度达到了近60米，九江方面紧急调来一艘驳船，连同上面装载的1600吨煤炭，全部都沉了下去，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随后，又有两艘百吨级的货轮，沉了下去。
争取到了一点时间后，就必须先迅速修筑一道弧形围堰，减缓洪水涌入，为修补堤坝再争取时间。关键时刻，解放军某部三个团的团长，带头跳进了洪水中。随后，一批批的战士也跟着跳入。沙土泥石不够，人先上。以班为单位，一个班接一个班的战士，手挽手跳进了洪水，用人肉筑起的堤坝抵御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击，为身后筑坝的战友争取哪怕一点点的时间。而在他们的身后，数万军民不分昼夜地修补堤坝。
九江市的市民也都来到堤坝上，和子弟兵们一起背沙袋，填决口，给子弟兵们送水送吃的。入夜，解放军战士们催老百姓们回家休息，很多人都不愿意走。
由于人手紧张，南京军区、北京军区又抽调了一大批解放军官兵连夜赶到九江，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陆军中将董万瑞亲自带队，率解放军官兵紧急增援。其中，北京第27集团军200多名工程兵带来的“钢木土石组合坝”技术在堵口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8月10日，九江大堤的缺口被堵住了。不到200米的大堤缺口处，被填进了10艘轮船，数千吨的钢铁和粮食，数十万立方米的沙土，10万多只编织袋，还有从山东、河南运来的120车皮的石头。
而这一切，是靠4万军民几昼夜不眠不休的奋战换来的。
1998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央领导一致同意：抗洪抢险，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会后，全国各地10多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灾区——在这其中，还包括110多名将军，5000多名师团级干部，全部奔赴一线。
在那几天，全国各个交通干线上奔驰的，全是支援灾区的军列和军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沿线调动和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上次如此大规模的集结，还要追溯到1949年的渡江战役。
在湖北，在湖南，在东北，在珠三角，哪里出现决口，群众往后退，军人往上冲。有一次，湖北某段出现决口，那些才十八九岁的子弟兵，一个个都奋不顾身地往洪水里跳，拉成人墙减缓洪水冲击，争取堵口时间，有的人一个没抓稳，就被洪水冲走了。旁边有的群众哭着跪下了：“娃啊！我们房子不要了，别再往下跳了！”
很多百姓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军人在出发上堤前，都主动立下了军令状，其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人在堤在！
在咸宁，空军某部指导员高建成在上堤之前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把这里当作我们的故乡了，抗洪义不容辞，这是我们光荣的责任。”7个小时后，他被洪水卷走——被洪水卷走之前，他先是把两位咸宁老乡送上了一棵树，然后把自己的救生衣脱给了不会水的新兵。
广州军区某部战士李向群，在湖北荆江段的抗洪抢险过程中牺牲。他父亲李德清知道后，放下手头的所有生意，来到抗洪一线，要回了孩子的那件救生衣，然后穿在自己身上，和儿子生前的战友一起冲到了堤坝上。
那一年，全国百姓都努力为抗洪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各种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被寄到抗洪前线，截至8月中旬，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就收到4.7亿元钱款捐赠，中华慈善总会收到2.79亿元，红十字会收到2.4亿元。
此外，还有一批总额高达6.8亿元的捐款送到——这是整个1998年特大洪水灾难中，最大的一笔捐款。那是来自香港特区政府和民众的捐款。彼时，香港刚刚回归祖国一年，还没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完全恢复。
8月17日，荆江大堤依旧巍然不动1998年8月16日，长江流域第六次洪峰到来，荆州市沙市区测得的水位达到了44.88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按照抢险规定，一旦水位达到45米，必须炸开荆江大堤，分洪泄流。如果不分洪泄流，那么已经在洪水中浸泡了两个多月的荆江大堤一旦决口，整个江汉平原将会被完全淹没，数百万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将受到巨大威胁。但是，如果分洪泄流，虽然能稳保江汉平原，但分洪区920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成为一片泽国，数十万居民将无家可归。
那一天，泄洪区数十万居民已经疏散完毕，在荆江大堤上，提前挖好的119个爆炸点位都已经填满了TNT炸药，只等一声令下：炸，还是不炸？
在现场指挥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顶住压力，向中央请示：再请专家进行最后一次充分论证。最顶尖的专家们集中在一起，主张“炸”和主张“不炸”的两个阵营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大家还是就事论事，通过最严谨的论证、最缜密的分析，得出结论：还可以顶到最后一刻，先不炸。
于是，三天前才离开荆江大堤的时任中共中央*的江泽民，向在荆州市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发布命令：沿江部队，全部上堤！
晚上8点30分，沙市区测得的水位达到了45米。此时，包括荆州市地方领导、水利专家等人全都上了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及民兵们全部枕戈待旦。
8月17日上午9点，荆江大堤虽然依旧巍然不动，但水位已经涨到了45.22米——超过分洪规定水位0.22米，高出1954年最高水位0.55米。堤坝本身只有45米高，全靠垒起来的沙袋在支撑。
温家宝对身边的干部反复说：“再顶一顶，顶过这一天，水位一定会下去。”就在当天晚些时候，雨停了。沙市区测得的水位，下降到了45.17米。之后，水位缓缓下降。
洪峰过去了。整个1998年的夏天，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洪峰，过去了。
9月15日，九江人民泪别最可爱的人1998年9月10日，江西省九江市。在此一周前，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开始全线回落。这也就意味着，历时3个多月的1998年特大洪灾，终于过去了。
就在这一天，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一直奋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各个军区的解放军官兵，开始逐步有序撤离。
9月15日，奔赴九江抗洪的解放军部队开始撤离。战士们清扫好街道，在清晨静悄悄地列队登上卡车，前往火车站。车队刚开出营地，就只能减慢车速——成千上万的九江市群众自发涌上街头，为子弟兵们送行。从营地到火车站其实只需要十几分钟车程，但那一天，车队却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
九江市的老百姓们流着眼泪，向子弟兵们挥手告别。在一些路段，成片成片的老百姓跪了下来，以至于前来维持秩序的交警都流着眼泪，用哽咽的声音通过喇叭呼喊：“请给解放军让出一条路。”
1998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九江市很多出租车司机，只要搭载穿军装的人，都不收费。
火车站的月台上，老百姓将自己带来的水果、点心、土特产塞到每一个可以塞进去的火车车窗里，让那些子弟兵们多吃点，多保重。当时的老百姓也不富裕，但他们买来一条条自己平时也不舍得抽的“红塔山”香烟，雨点般地扔进车窗。
而同样手头也不宽裕的子弟兵们，之前已经从他们每人仅有的几十元月津贴中又省出了一笔钱，集体捐给了九江灾区人民——捐款最终总额超过了160万元。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九江段抗洪总指挥，当初紧急驰援的董万瑞中将。望着即将启动的列车，望着在车窗里向送行百姓流泪挥手的子弟兵，这位老将军一言不发，双目含泪，默默挥手。面对采访的媒体记者，董万瑞说：“你要我讲官兵中有多少英雄，我说不清。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