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均住房面积超41平方米，为何我们的幸福感没有达到预期？
文/吴其伦
问大家一个问题：人均住房面积与幸福感的关系大吗？
国家统计局于近期公布了《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到111.18平方米。从数据来看，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很高，和发达国家几乎差不多，但是与之伴随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住房面积如此之高，百姓却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幸福感呢？
这种数据只有统计学意义，却没有现实意义，不能因表面数据而忽视国人的住房压力。
首先，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虽然“超41平方米”，但这个比例是农村带动了平均数。农村的农民房占地面积大，除去农村，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36.52平方米。
其次，该数据属于理想化平均数据，难以真实反映出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水平。现实中，有不少人拥有多套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也有不少人买不起房。这样的情况如同一个比喻——左脚泡在100度的开水中，右脚泡在0度的冷水里，能说自己在泡50度的舒适温度吗？我国每户人均资产达134.4万元，但这能说明什么？人均资产如此之高，却仍有6亿人左右的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这样的平均数据很难反映出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水平。
为什么平均住房面积这么高，百姓却感受不到什么幸福感？
第一、城镇化。
我国的问题在于：城市在狂飙突进式发展，但城市却在凋零。农村中有许多老人留守着，他们独守着一片巨大的自建空屋，但是幸福感全无，独剩寂寞；而热门城市中人潮汹涌，许多人背井离乡独自打拼，背负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居住在租来的狭小单间中，这样的生活有幸福感吗？欧美国家几乎结束了全面城镇化，城市与乡村没有那么大的鸿沟，居民呈现出一种“有根性”，即他们房子在哪，工作就在哪，生活也在哪。但我国完全不同，我国城镇化并不彻底，虽然消除了绝对贫困，但阶层差距依旧很大，未来仍将继续扩大。
第二、人口流动性。
人口流动性与城镇化相辅相成，刚刚已经说过，我国的城镇化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导致我国的人口大多是流动的:人户分离者达4.93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3.76亿。许多人老家有房子，但老家没有好工作，所以只能去大城市发展，可大城市有工作却没有房子……造成的结局便是农村和县城闲置了无数房屋，大城市里却充满了蜗居的租房客。
第三、投资客的扰乱。
人均面积的背后，还有无数房源是被投资客买去的，在曾经房地产的20年大牛市中，房子被一炒再炒，房子甚至一度失去了原本的居住属性，一切都以利益为主导，金融属性至上。构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初衷应该是满足广大群众的居住需求，而不应该放任投机炒作，房子被炒成天价，人均面积也傲视全球，这样的现状不值得我们骄傲！
第四、炒房后的泡沫。
我国人口现今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式结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人均面积已经逐渐接近饱和——80后买房者要比70后的少，90后的买房者要比80后的少，而00后的买房者又比90后的少，一面在于房价太高买不起，另一面在于不需要买房子，只从上一代继承就够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发展最长超百年时间，但我国的房地产发展仅有20余年，可谓“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房屋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曾经那20年的大牛市早已不复存在了。除去热门城市，那些冷门城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空房成片，泡沫肉眼可见。
泡沫之下，谈何幸福感？
中国住房不仅需要解决“有”，还有解决“优”。
分析住房问题，除了看绝对值以外，还要更多看就业生活地点和住房供给之间是否匹配。只谈平均而不想办法去改善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房地产政策就是失效的。公共政策要以人为本、平衡发展，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食利阶层。
从全局来看，我国住房需求在人均面积上已经逐渐接近饱和，如此，未来要以改善型市场为主导，即中心不仅仅需要解决“有”，还需要解决“优”。
先说“有”——对于人均居住面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唯有想办法平抑房价，从严打击炒房、抑制投资，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民众的普遍住房需求。只有民众的普遍住房需求得到保障，人均居住面积才是民众获得感的最佳体现。在这一过程中要确保以人为本与平衡发展，大量外来家庭的初次置业问题需要得以保障。
再说“优”——优即改善，一方面是向大改，而是向好改，不论是质量、外观、功能还是服务都需提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未来的房屋决不可能仅满足“住”这一个需求。
我国未来的住房市场是一个既重数量、也重质量的市场，前方有无数的考验在等待。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必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