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经典就像是一张航海图，中国的许多统治者正是靠它来驾驶国家这艘庞大的航船。这是人类绘制的最好的蓝图。正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所说的，儒学经典的学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神明的帮助。这种说法实际也并不为过。中国人是如何成功地驾驶了自己的航船，他们驶进了什么海域，此时此刻又在朝哪个方向航行，这些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如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对西方国家和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如果这些标准都达到了，那么，对这个社会真正特点的检验便是准确无误的。这六项指标分别为:
一是工业状况；
二是社会习俗；
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
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
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
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在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上述各项都已有所附带说明，尽管不够充分全面，也没有考虑到各项标准的不同比例。中国人性格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许多问题只能略去不谈。想要完整地全面展现中国人，还需要考察很多别的性格。我们精心选出来谈的这各种性格特征，只不过是其中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以此勾画整个中国人的轮廓。
我们在阐明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曾引用过许多很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都是我们再三考量过的，它们都很典型也很有说服力。它们就像是一副骨架上的骨头，只有这些骨头各就各位，放在了事先确定的位置上，才能看得出整个框架结构。这些骨头不可忽视，除非或可以证明它们根本不是骨头而只是巴黎的石膏模拟像。
确实有人会反对我们这种方法，认为每根零散的骨头都放错了地方，或者是会极大影响总体结构的大骨头没有放在恰当的位置。这是一个完全公正的批评，我们不仅同意，还要特地这样说明:不可能从选出的性格特征去得出对中国人的完整理解，这就好像仅通过对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还不足以正确了解人准确的轮廓一样。
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我们的判断不是仓促得出的，我们观察到的大量事例远远超过我们所引用的事例。而且，我们在许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肯定的观点，也是被许多事实充分证实了的。经历过中国北方风沙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鼻孔、头发和衣服上全是尘土，风沙遮天蔽日，时常不得不用灯，有时中午也要点灯。人们也许会在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出错，但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却很对。不过，观察自然现象与道德现象截然不同:自然现象本身会迫使每个人注意，而道德现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机遇并且善于观察和捕捉细节的人才会注意到。
事实上，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却忽视另一面，他的判断就一定会出错，并且还意识不到自己错了。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已属不易，却常常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把问题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已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两个面了。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儒学高尚的道德属性。我们相信，儒学可能造就了很多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们对如此美好的道德体系所应有的期望。但它是否造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呢？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发现人的真实素质: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自己信仰的关系如何？
通过这三点，我们基本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进行准确定位。相信读者阅读到此已经知道这些测试题的答案。如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缺少诚信；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缺少对他人的奉献精神；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或者不可知论。
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务实和乐观精神，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杰出。中国人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很多中国官员无法抵制贿赂的诱惑，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他们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实际上，有多少中国人能顶住来自家庭的压力，不推荐自己不称职的亲戚去任职呢？请想象一下这种抵制在家庭内部所产生的后果，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害怕，所以对他们徇私舞弊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对...
如果想要了解中国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的确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帮助去了解，尽管他们时时准备掩盖自己的和朋友们的缺点，但他们却时常会十分坦率地承认民族性格的弱点。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令我们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一书中用十分诙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腓特烈大帝手下有个督学苏尔泽先生，他很受宠信。腓特烈大帝总爱跟他谈话。有一天这位君王问他:“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怎么样啊？你的教育事业怎么样啊？”“当然，还不坏，陛下，近几年好多了。”苏尔泽先生回答说。“近几年，为什么这样说？”“陛下，过去总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校规就很严格；但如今我们意识到人生来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便在学校采用了较为宽容的手法。”“人性向善！”腓特烈大帝摇了摇他那苍老的头颅，苦笑着说，“唉，亲爱的苏尔泽先生，我看你是一点也不了解这些该死的人类啊。”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景色迷人的风景胜地，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一点总会发现有很多破烂和让人讨厌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最真实的，“公正而又无情”，但没有一处风景可以通过中国的照片真实反映。中国的照片是不同的，垃圾和臭味都被取景框过滤掉了。
除了中国，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如此之多的象征幸福的东西了。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的确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说在亚洲没有真正幸福的家庭，或许我们会相信这是个公正的批评。
在思索中国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如何相一致时，我们时常想起跨越河流与主干道交叉处立着的石碑。竖立这些石碑的目的，是为了把修建桥梁的人们的名字保存在“永恒的记忆”之中。但是，相隔不远的地方就会有六块不同的石碑，每一个都是残破不堪的。我们对历朝历代的这些纪念物极感兴趣，于是便问起为之立碑的桥梁在什么地方。“哦，那个，”我们被告知，“多少代人之前就没了，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没有的！”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旅行，遇到一股逆风，船只好停止前行。我们便上岸闲逛，发现农民正在忙于种田。那是五月份，乡间景色是一片绿油油的，极为美丽。看到这样的景象，任何一个旅行者都会赞美说，是精耕细作和不知疲倦的农民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把广阔天地变得像花园一样。
但与这些农民稍作交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严冬。去年，洪涝和干旱毁了全部庄稼，当地所有村庄里的人都快饿死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正在忍受着饥饿。政府拨下来一点救济，对农民来说还远远不够。只是零零星星的一点，却还被官员们无耻地盘剥侵吞了一些。这种情况，穷人们一筹莫展，对此没有任何好的办法。而这些情况从表面上看不出来。那一年，别的地方是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人们安居乐业。
北京的《京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报刊也没有报道这些事实。但是，忽视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事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在挨饿，别人知道不知道都一样。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无法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事前先验性地推论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仔细考察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同样可见于西方其他 “徒有虚名的基督教国家”。也许读者会感到失望，没有发现我们对这个事实作更为明确的阐发，也没有系统的比较。我们也曾这样想过，但不得不放弃了。笔者除了自己国家之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完成调查和写作，不能担此重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每一个读者自己边读边比较吧，让他们尽量不受“爱国主义偏见”的影响，永远都不要在没有证实之前就把中国人否定。若作了这样一种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假定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都面对着充满着无限希望的未来，而中国却时时处在看不见光明的黑夜。如果这是一个事实，不妨请读者深思:这种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所需甚少，只需要品格和良知。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品格就是良知。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称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在中国，谁又曾碰到这样的人呢？
一位几年前去世的英国作家，他的妻子在传记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外界一定称他为一位作家、一位牧师、一位社会活动家。但只有在家里每日与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爱处，在别人看来是蒙着一层面纱的。把这层面纱揭开后，我可以说，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爱——纯洁、热烈，长达三十六年依然如故——无论处于生病还是健康，无论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未把爱从其神圣高度降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姿势或者一个自私的举动。如果这份爱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远不会过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这份爱的女子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最真实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的最美好的产物，就在于它创造了美好的人生。当代就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人生的记载，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为人们所知的美好的人生。每位读者肯定至少知道一个一心为别人奉献的例子，有的读者则有幸亲历更多。如何去解释这些人生呢？这些人是受到什么鼓舞的呢？我们不愿胡乱猜疑，但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能够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样的人物，那一定是一种比任何或所有的寓言故事中的记载还要伟大得多的非凡的奇迹。
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可以逃脱社会规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所能够做的，已经全做了，再不会有新的成就了。他们已经把中国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比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国提供的一切之后，最友好的批评家也只能无可奈何而又不无悲哀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造就了中国。”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第一种认为，没有必要改革。无疑，这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某些西方人，对此不是很了解，他们也这样认为。第二种认为，改革不可能。这是不少极其了解中国的人所得出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其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如果我们所述未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再说也无益了。第三种认为，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来改革。人们对于第三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也互不协调的回答。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彻底脱胎换骨吗？那些能够觉悟到这是改革的必须之举的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最近《京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人去巡察了，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没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状况的常用处方。一旦无法奏效，总是只能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事情只会发生表面上的变化，而结果却无一例外地等于零。我们在那位能言善辩而腿是石头的老人的那则寓言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训诫无能为力的话，还可能指望榜样或许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为何最优秀的榜样往往不能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这就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动力，而他们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这种推动力。就以原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例，据说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属官员吸食鸦片，并禁止老百姓种植鸦片。但有多少下属会诚实地与他合作呢？没有这种支持与配合，其结果可想而知。
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依赖的中国中间人不支持他的改革计划，这个外国人就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非常无助。但如果一个外国人无助，那么，一个中国人，不管何等官阶，也一样无助。这位廉洁的官员能做的，至多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于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只猫出现在阁楼上，阁楼上就没有老鼠了。但这位官员一走，几乎还没有走远，老鼠就立刻照样我行我素，猖狂如故，一切恢复原样。
如果中国一位政治家有单枪匹马改革国家的愿望，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一位聪明的英国官员，如果知道 “东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论的可怕结果——席勒称之为即使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如果他了解永久“改良”中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他就可以绝对准确地预见改革的结果。
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某些弊端时，贝德禄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充分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善待劳工，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简言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的时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
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都不会让这种尝试得以实现。有这样一个机械学方面的定律: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都是不能带动这部机器的。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河，有一个河湾。旅行者可以看到岸边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庙下面有一道精心设计的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一半栅栏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暴露在外面，栉风沐雨，土地失去堤防，河流多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这个帝国荒凉破败状况的写照。有一句古话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就取得成功。
前不久，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把中国引入“国与国之间的联盟”，来实现复兴国家的愿望。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设想可以获得成功。迄今为止，西方主要国家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到底对中国所受的苦难产生了什么有益的影响？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并没有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中国人是敏于观察的人: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起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良”这个帝国的愿望更为高尚。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它正忙于着手挑拨外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而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对它进行道德教化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成功，是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
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由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主张贸易，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可以满足中国改革的需要。这样的说法，今天听到的或许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时，中国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渗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的质量不令人满意？难道这与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低劣产品有何不同吗？
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商业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如果它们这样做，并且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的话，那会对狗的性格产生何种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差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无边；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的一边。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当地猖獗的朗姆酒交易和奴隶买卖，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这种无法形容的灾难和祸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商业无法带来改革效应吗？
不少熟悉中国情况的朋友，他们为中国改革开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和丰富。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国家。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中国，而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一直在试着使用各种处方。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明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都可以觉察到，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识却从未遭到过蔑视。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控制，谁能保证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有同样的命运呢？
毫无疑问，中国人迫切需要科学。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其泱泱大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认清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看得更清楚。但对科学的了解，一定能对这个帝国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响吗？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在所有科学中，化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人民获得新生的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性格还依然如故，且又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难道人们还能指望过上安全、幸福、祥和的生活吗？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未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甚至包括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积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这本书吗？读者不是看到书中描述的整段主体铁路被盗走，而*们十分无助，并且“无人可去指责”吗？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加厉害吗？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选举投票箱引进中国，就能使中国成为一个讲民主的国家，因而建立起共和制度吗？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创造出其在西方那样的成果，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关于道德的。
中国人为何不能在内陆城市设立“租界”，学习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实际经验呢？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变化发生，即使引入“模范租界”，他们也不堪忍受。过去的数十年里，他们看到中国海关正规管理的实际例子，为什么政府却不在其他领域采取同样的管理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中国人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收方式，这在他们的道德上行不通。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中国人不可能像一架埃森的克虏伯大炮，一旦架起来就能立刻开火。他们自身不可能立即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去实行。
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培养了优秀的品格和道德的那些力量，就像恺撒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凿无疑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随着基督教扎根于普通民众的心中，这些力量所创造的成果也枝繁叶茂。
让我们听一听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修·阿诺德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旗手，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如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举起显然也就极大地占据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灵，而品行则被视为很寻常的事。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们向往品行、坚韧、人格……不仅如此，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即使知识受到如此至高的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崇高的正义。”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品格方面寻根溯源。要使人格净化，一定要推崇良知。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整日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有一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一语道破:“没有一种炼金术能够点石成金。”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信奉上帝，必须对人的概念重新思考定义，还必须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现在都需要一个全新的灵魂，全新的生活和全新的社会。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只有接受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彻底地给这种需要以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