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
作者|王水照
摘编|沈书枝
钱先生的著述大都采取我国传统著作体裁，如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札记（《管锥编》）等，他的几篇论文（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也与目前流行的学院派论文风格迥异，因而在钱锺书研究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争论： 即有没有“体系”，甚至有没有“思想”？这一争论至今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
《管锥编》，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一、钱先生到底有无“理论体系”？
从钱先生早年学术发轫时期来看，他对西方哲学、心理学兴趣很浓，也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小史》等通论性著作，不乏体系性、宏观性的见解。1984年在修改《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时，他增加了一段话，提出所谓“狐狸与刺猬”的讨论。他说：“古希腊人说：‘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把天才分为两个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属于刺猬型，而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作刺猬。”（《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七缀集》，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文中所说“古希腊人”乃指阿克洛克思，他的这句话另译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是指英国人柏林（I.Berlin），与钱先生年龄相仿，他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发挥，见于1951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一书。这里“狐狸”的“多知”，即谓无所不知，而又眼光精微；“刺猬”的“一大知”，殆谓有体系，有总体把握。钱先生此处借以助证苏轼之企慕司空图、白居易之向往李商隐，即所谓“嗜好的矛盾律”，能欣赏异量之美，因对“狐狸”“刺猬”两种类型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不加轩轾。而在1978年修改《读〈拉奥孔〉》时，也增加一节文字：“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往往整个理论体系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的片断思想和未及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彼此同样是零碎的。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这里对体系崇拜论的批判和颠覆，读来令人惊悚，当然他同时提醒人们说“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并不绝对地排斥“自觉的周密理论”（《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