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亚洲大体联亚洲杯中国大学生足球选拔赛，北师大女足获冠军。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一条实现这项事业的途径，并且是他们最擅长的——教育。
北师大除了招收高水平女足运动员，还在运动训练专业里专门开设了足球方向。攻读这一方向的学生同样拥有不错的足球水平，但并非作为专业的女足队员来培养，而是作为接受专业教育的足球人才，去往全国各地从事足球教育。
在郎健和王长权看来，这些散落各地播撒足球种子的学生们，和星光璀璨的女足运动员一样值得关注——女足甚至体育的发展，就像一棵树，顶尖的运动员只是向上攀升的树冠，但一棵树的长势好坏，除了要看高度，还要看枝*茂密程度。
“如果我们培养的所有学生都在从事女足，她们培养的孩子再扎根到更多、更深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足球人口就会呈几何倍数生长。我们做教育的深知这一点。”王长权向新京报记者描绘着心里的蓝图，“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会了解到，踢足球原来可以这样快乐，如果愿意，你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去读大学，有好的发展；即便不踢，你也可以从足球中受益——坚韧、坚强，遵守规则，学会承认失败，懂得团队配合……这样一来，更多的孩子未来也会将足球的乐趣告诉下一代、下下一代，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星星之火
这样的火种正在传递中。事实上，早在2013年退役之初，毕妍就萌生了去基层学校做老师的想法——尽管那时她在辽宁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有编制，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去做教练员。
“我希望足球能在基层——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打好根基，让更多的人知道足球是怎么去踢的。”为此，彼时的她向不少学校投递了简历，“北师大本就是师范类院校，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2017年全国大学生女子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北京师范大学获超级组冠军。受访者供图
尽管机缘巧合毕妍最终留校成为教练员，但同样的理念早已深深植入一届届北师大学子心中。2004级本科生、女足队前队员李莉莎，正在专心从事这样一份事业。她目前是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体育教师，同时担任学校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其实，2008年刚回到家乡重庆时，李莉莎觉得，整个城市的足球环境没有那么好，比如，只有一所高校在搞女足。等到硕士毕业，真正进入中学带女足队，她更深刻地感觉到，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多。
队伍组建初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员不足。“我记得2012年时打比赛，11个队员全部都在场上，甚至没有替补。我就跟孩子们说，我们不能受伤啊，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除此之外，比赛的机会也寥寥无几，从教三年后，李莉莎才带着学生参加了一次全国比赛。
这并不是个例。时间再向前回溯，女子足球队被忽视的尴尬，早已深深写入各地基层学校的历史。
拿这一代女足“国脚”来说，在姚伟的母校湖北武汉新合村小学，足球教练熊四弟至今还记得，直到2010年，踢球的女孩都只能跟着男孩一起训练比赛；在张琳艳曾就读的四川江油花园小学，2011年之前没有像样的足球场，孩子们只能在排球场或篮球场上做练习，为了熟悉比赛，教练们用钢管焊两个小门做球门。
除了硬件跟不上，许多人依然对体育和足球抱有成见。“学体育的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数体教”甚至成了一种广泛的调侃。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成见也来自长期以来体育与文化课“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选择其中一样，势必要割舍另一样。”一名90后足球运动员对新京报记者坦言，在体校，虽然文化课与训练并行，但重心明显放在足球训练上。
情况从2013年开始改变。这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旨在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除了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场地设施建设和利用，还要推动学校足球教育，扶持学校女子足球发展。
李莉莎明显感到城市的足球氛围正在好转：球员人数增多，如今她所在的中学，校女足队已有60多名队员；比赛机会在增加，球队比赛的费用、装备的费用，都得到了学校和区领导鼎力支持；进入球队的学生，在小学就已接触过足球教育，基础素质比之前更强。“学习足球的孩子基数大了，我们的选择面也更大了。”
李莉莎正在指导球员进行训练。受访者供图
在李莉莎看来，学生不必再做足球和文化课的单项选择，即便训练再刻苦，学业也必须达到学校的要求。在李莉莎的努力下，11年间，重庆二十九中学已经向高校输送了60余名足球人才，培养了80多名一级运动员。
2011年大运会夺冠后，王长权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足球的种子在校园，校园队伍越来越多，才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家队，中国足球的水平才能上得去。”现在他依旧这样认为。他更希望看到人们打心眼里喜爱足球、喜爱运动，无关功利和成绩，“这需要我们的努力，也需要14亿人共同的努力。”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杨昕沂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