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过后，重庆城内横尸遍野。
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
重庆大轰炸是指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进行的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此间，日本对重庆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万枚以上。死于轰炸一万人以上，超过一万幢房屋被毁，市区繁华地区大多被破坏。
此次空袭，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大量屠*平民，以瓦解对方抵抗的士气。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这些灾难，固然是由日军的暴行造成的，但当时国民党政府上上下下的腐败，特别是防空部队的腐败，也大大加剧了重庆人民的灾难。
地痞盗贼成了防空救护的“主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抗战。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1月20日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日军为了威胁中国当局早日投降，就不断地派遣飞机远赴重庆进行大轰炸。国民党政府当然非常清楚重庆防空的重要性，成立了防空司令部，选定刘峙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刘峙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专门的防空部队，下辖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直属防空司令部。其实，这些所谓的防空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刘峙的卫戍部队顶替的，如通讯队就是由卫戍总司令部的通信连顶替，按月由通信连伪造名册领取双份军饷。刘峙为了应付部下，规定通讯连长可多拿50元办公费，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务津贴。
重庆防空部队的担架营系由卫戍总部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劳动总队以改造流氓地痞和盗贼为名，把当时重庆社会上一部分盗犯(还有一部分妓女)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他们的劳动收入则供上级军官贪污分赃。刘峙除贪污劳动总队的经费外，还贪污一半军粮。当然，被锁着劳动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犯人，甚至有一些不敢放的政治嫌疑犯。至于那些真正的扒手盗贼，却被负责看管的人私自放出到街上继续偷窃，偷来的东西一部分交给总队的官长分赃。
劳动总队一度发展到3000多人，其中安分些的多半是被累死为止，狡猾的就能得到私自开释或公开释放。在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挑选一部分身体强壮些的去当担架兵，规定由犯人自己连环担保。实际上所选的都是扒手惯贼，他们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窃，一有警报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事实上有警报时也不可能把人全部集合起来。靠这些扒手盗贼搞救护，效果可想而知。
大火惨案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场大火把重庆房屋烧去十分之九，死伤人数无法计算，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造成这一惨案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日机施放了燃烧弹，但防空部队的贻误也是重要原因。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部队达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出现后，卫戍总部就下令所有部队出动救火。但几乎无一响应者，反而纷纷向卫戍总部索领救火器材，卫戍总部也就一筹莫展。刘峙在电话内责备那些师团长：“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你们的头。”
救火车的调动不是看火势大小，而是为保护达官贵人的住处，形成分散使用。起火后，许多达官贵人都直接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要派救火车去。当时，并没有统一指挥防火的机构，防空司令部也只是临时抓差，达官贵人常常持刘峙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去先救他们的宅邸，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到全城。
另外，起火的第一天晚上，社会上就发现多处抢劫财物的案件，多半是散兵游勇*。军政部所属监护大队担任菜园坝一带的警卫责任，他们自己就乘火大肆抢劫。群众报到卫戍总部，卫戍总部竟不能采取措施，只用电话询问该大队有无此事。因电话线路破坏，电话没有打通，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大火之后，许多救火队伍都竞相比较看谁在火场发财多。火灾之后，大量疏散居民下乡，很多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部队搜抢一空，把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柴烧，把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以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价赎回。
出钱才给提供的防空情报
当时，重庆防空情报所内设有专门向各大机关和要人所在防空洞报告敌机情况的设备，另外还私设通信网，专替有钱人服务。凡银行、大企业、大富翁在重庆都有私设的防空洞，另外还有专门卖防空证的防空洞(每张月票10元，躲一次警报每张2元)。这些防空洞都自己出钱，请防空情报所替他们架一电话，让防空情报所及时把敌机情况告拆他们。他们每月送防空情报所一笔钱，防空情报所就有了一笔固定的额外收入。
当时，许多防空官兵利用与这些有钱人来往的方便，参加了一些经商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因此，这些防空官兵大多能在重庆建一所房子，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
至于广大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报问题，当时是没有人管的。防护大队分布在各防空洞门口，但整个防护大队只有10部电话机。重庆共有800个公共防空洞，当然不够分配，所以防护大队的人员经常遇到消息不灵通，不能适时处理的问题。
特别是一经轰炸之后，防护大队对通信线路的修复总是先修有势有钱的人，最后才修防护大队公共防空洞的电话。总机转接也是有势有钱的人有优先权。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收到更多的额外津贴。
由于当时重庆市内的通信线路经常被轰炸，广大群众感到敌机的情况不容易获得，中央大学等一些团体便在重庆发起创设有线广播，专供传递空袭情况所用。这本是一件很好的措施，很受群众欢迎。但这件事从1940年计划起，至抗战胜利止，一直没有搞成。这是因为大家都争建有线广播的经手权，协调不一致而拖延下来。最后，这一工作被重庆防空司令部争到了，经费第一期就是14万元。
防空司令部拿到这笔钱不是马上动手干，而是拿去经营商业，到万县去买烟叶，卖给重庆烟草工厂。他们借口首先要解决技术问题和器材问题，就这样一再拖延，最后还是说器材问题无法解决而中止进行。在当时，技术和器材本有些困难。交通部拥有一部分技术力量和器材，但因经费不由他们支配，他们就不肯拿出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有制造器材的设备，但借口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同意给重庆防空制造器材。而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人就正好以此为借口拿钱经常作生意。
负责电讯工作的人也反对有线广播的建设，因为这样一来，所有额外津贴都有被取消的可能。后来，虽然防空司令部勉强买了一些器材作了一些初步试验，但是由于大家没有诚心去搞，最后还是作罢。
大隧道惨案
著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播和解除，都要由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胡伯翰一向刚愎自用，有几次他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居然被他猜中了，因此他自信，谁也不敢和他争论。
这次敌机是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飞机一队轮番不断进入重庆上空。根据这种情况，本应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事实上，一些装有电话的大机关和大官僚，防空洞都是让人出来换空气的。当时，大家建议解除几次警报，都被胡伯翰反驳了，未被采纳。
大隧道内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内空气不良的电话有4次之多，胡伯翰只下令努力维持秩序，不许群众乱动。最后群众因为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相逃跑，胡伯翰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但此时已太晚，出洞口的群众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倒在洞口不能动，后面的人出来就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这样越压越多，洞口又在地平面下10多米，很快就被阻塞。因此后面的群众就无法出洞。外面救护力量又未组织好，一再迟误才造成惨案。惨案中，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当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就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大大耽误了时间。当时，有许多人还处在假死状态中，如果搬出洞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有些人并没完全死，在被搜财物时还能挣扎，这些坏蛋就把那些人掐死灭口。
当时，负责指挥搬尸的是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他们发觉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马上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抗拒的担架兵以示镇压。搜出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之类)用小汽车向刘峙家里运送3次。
事后，刘峙家因分赃不匀，还引起纠纷。因为当时刘峙去外地检阅部队，还没有赶回重庆，姜、刘二人又都是刘峙大老婆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送到大老婆家里去了。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防空部队不忙救人却忙敛财的行径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军委会曾组织吴铁城等主持军事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事先通过卫戍副司令贺国光向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把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以下一些救护、通讯各方面的人叫去问了一下。
而口供都是事先拟好了的，在庭上都按拟好的答，主要是都把责任避开，谁也没有过失，似乎惨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不仅下面的人没有受到惩办，就连刘峙也只受到撤职留任的假处罚而不了了之。
贺国光因替刘峙奔走有功，在军委会免去刘峙所兼的防空司令一职之后，刘峙就推荐由贺国光继任防空司令。
巧取豪夺的防空司令
贺国光继任防空司令后，原由卫戍总部顶替的防空部队就非另组建不可了。于是，将通讯队扩编为电讯大队，担架营也由师管区拨一营志愿兵来担任。
但这中间还有许多问题是与刘峙分不开的，首先是通讯网问题。刘峙兼防空司令的搞法，是把国防工事通信网与防空通信网结合，这样他就可以领两笔经费和材料。
在当时防空通信网的电话专线达400公里，铁丝、木电线杆都花了国家不少钱，刘峙又借这一部分通讯线路的名义向军政部报领一笔国防工事通信网的材料。这种冒领经费的办法在当时几乎是半公开的，军政部派的验收人员也是知道的，反正是分一点肥就了事。刘峙不兼防空司令，两个通信网当然要分开。
刘峙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防空通信网借用国防通信网的木电杆，双线改单线，一归国防通信网，一归防空通信网”的办法来解决，使双方都能向上面报案。而军政部根本不去查究这些问题，要查也都是些同学，送点小礼就解决问题。
重庆防空司令部情报所原设在浮图关下防空洞内，后因机构逐渐完备扩大，不够用，才选择大坪朱家花园建筑另一所防空洞做办公地。当时核定经费是40万元，主要费用花在开石洞上。但出乎意料，当开石方开到一丈深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天然岩洞，可容千余人，面积比原计划的大得多。因此，原预算的经费可以省去十之七八，刘峙当然认为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贺国光也争这一笔意外之财。
刘峙下面的人主张把工程进行完毕后，由刘峙向上面报销这40万元经费，贺国光下面的人当然不愿意，以后经过再三协商，才由刘峙报销28万元，贺国光报销12万元。
重庆浮图关设有所谓中央防空情报所，直属军委会防空委员会。每天只记录一下全国各地敌机活动情况，记下来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机构还是庞大，人员待遇也很高，因为防空当时属空军系统，而空军待遇比陆军高。这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满，甚至有人主张，取消这个机构。中央防空情报所当时自吹所记录的情报对空军作战很有作用，将来空军多起来，这些记录的作用也会更大些。他们为保全机构，建议把重庆防空情报所归并到他们那里。
按道理讲，这是一个正当的建议，不仅省钱，而且许多设备可以共同使用。但重庆防空司令贺国光始终反对这件事，因为防空司令部能否存在与重庆防空情报所能否存在相关连。而重庆防空司令的设置，分明是蒋介石给部下分赃的搞法。
当时，贺国光每月在防空司令部报销的个人款项至少是20万元。有一次，贺国光被部下控告贪污，贺国光公开说：“我来当防空司令，是上面对我的调剂。我每月开支一点钱是应该的，根本不存在贪污问题，告不告是不起作用的。”果然，对贺国光的控告上面根本就置之不理。
